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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勃列日涅夫声称，苏联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尝试由于中国“公开的反苏”政策而失败时，几个月的间歇又一次结束了。
１９７３年８月和９月，在不结盟国家的阿尔及尔会议召开之前和召开之中，苏联的宣传断言，中国不再是社会主义了，
它已被旨在变成核大国和主宰亚洲的军事官僚政治专政家们所统治。
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意图进行了相似的攻击，要求警
惕苏联可能进行的突然袭击。显而易见，在答复党内对政府与美国的缓和政策的批评中，周的整个讲话都强调相信：苏
联对中国的安全造成的威胁要比美帝国主义大得多；他认为，美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已经“公开承认自己正
在日益衰落”，因而“它（不得不）从越南撤退……”周恩来指出：“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西方
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强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
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
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民族人民。……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
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撤走专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亚洲国家进行颠覆活
动。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
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代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这
句话最后提到的各岛是指捉泽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苏联占领着日本北方几
个岛屿，日本声称是自己国内领土的一部分。——作者注）
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必要妥协区别开来，”
他继续指出：“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
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１９７３年后期和１９７４年初期，双方
都严厉攻击对方国内政策的所谓镇压本性，一国声称另一国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另一国称对方的政权是众叛亲离，
大失人心。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７日，苏联作家协会的《文学报》杂志指责中国政府实行反对少数民族的“接近种族灭绝”的政
策。据说，一些少数民族已被完全灭绝。该杂志断言，在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２年间，新疆、内蒙、西藏、四川、海南
和云南的少数民族起义遭到了残暴的镇压，当１９７２年西藏新的起义被镇压时，有一万二千多人被杀。（关于１９７
２年西藏大叛乱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西藏被流放者的进一步证实。——作者注）。
１９７４年１月８日，北京《人民日报》回击了这种攻击，宣称苏联正处于普遍反抗“苏修叛徒集团”所引起的混
乱之中，“新沙皇处境危险”。文章特别指出，除了在精神病院给持有不同意见者服用失去理智的药物外，一百多万人
被禁闭在一千多个劳改营里，他们用坦克、装甲车、伞兵部队来镇压普遍的动乱。自１９６０年以来，这种动乱采取了
罢工、暗中破坏，示威游行、成立地下革命组织的形式；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乌克兰几千名大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统
治。
互相驱逐外交官（１９７４年１月）
１９７４年１月，当五名苏联公民（包括三名外交官）因进行所谓间谍活动被驱逐出中国，一名中国外交官以相似
的指控方式也被驱逐出苏联时，中苏关系降到了自１９６９年边界战争以来的最低点。１月１９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宣称，
Ｖ。Ｉ。马尔琴科（苏联大使馆的第一书记），Ｕ。Ａ。谢苗诺夫（苏联大使馆的第三书记），和他们的妻子们以及Ａ。
Ａ。科洛索夫（翻译），在与两名苏联特工秘密会晤时被捕，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２日，新华社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说：１月１５日傍晚，苏联五名外交官驱车到北京郊区的一座
桥上，在那里，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会见了一位名叫李洪枢的中国人，一位不知姓名的李的同犯把用秘密文字写成的情
报交给了谢苗诺夫，谢苗诺夫给了他一个包，包里面装有一台有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和用隐显墨水写成的说明
书，“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一张伪造的出境证，一大笔钱以及其他谍报材料。这时，信号灯亮了，
警察逮捕了这四个人，拍摄了现场，当其他三名苏联公民驱车来接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时，他们也被捕了。
李洪枢的所谓招供也发表了。声明宣称，他于１９６７年飞往苏联，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后，于１９７２年６月返回
中国，从那时起，他在莫斯科和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军事情报机构的命令下，在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１９７３年１
２月２７日，他接到莫斯科的一份无线电报，命令他与其“朋友”一起到北京，于１月１５日到北京那座桥上与大使馆
人员接头。他抵达北京后，于１月１５日晨给大使馆拍发了密码无线电信号，并接到了批准这次约会的答复信号。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１日，苏联的一个抗议照会宣称：马尔琴科、他的妻子以及谢苗诺夫夫人在街上车子被堵塞，他
们的车子被拖下来落在了后面，他们驱车来到另一条街上，那里聚集着一群人，安置了电影摄相机。摄相之后，他们被
带到一幢大楼，试图让他们供认他们从事了间谍活动，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在街上行走时被捕，并且受到与上述相似的
对待。
尽管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官方否认了他们行踪的一切情况。直到１月１９日，才释放了他们。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９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人员关恒广被指控企图从一位苏联妇女那里获得军事情报在伊尔库次
克（西伯利亚）被拘捕。并被驱逐出境。１月２５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在答复苏联的抗议时，把关恒广的被捕说成是“一
个反华丑剧”和“一个卑鄙的报复行动”。
中国照会声称，关完成值勤任务返回北京时，乘座的国际列车在伊尔库次克车站被阻挡，其借口是发现了一名乘客
正患天花。他被从车上带下来，被迫留在隔离站，在那里，一位妇女设法把一个“画片夹”塞进他的手里。接着警察走
进房间，拘捕了他，带他乘飞机飞回莫斯科，他一直受审，直到第二天才被释放。
周恩来在向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至１７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到这一事件。他
指出：“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
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
苏联领导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一系列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
在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新宪法，修改了原来１９５４年起草的宪法的序言。１９５４年宪法涉及到了
中国与“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和人民牢固不破的友谊”。并且用“我们应该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这句话替换了它。
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年）
林彪垮台之后，中苏关系的上述这些发展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发展，都出现在中国政府内部稳健派和激进派之间
继续竞争的背景下，人们认为，周恩来的威望仅次于毛泽东，他领导的稳健派在党、政、军中博得了广泛的支持。许多
在文化革命中被撤职的高级官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邓小平，他于１９７３年４月恢复了地位）
重返政治生涯，使稳健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政府内的激进派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毛泽东之妻）为
代表，他们后来被称为“四人帮”。虽然林彪的垮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继续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