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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因里希·希姆莱来说， 1938 年8 月17 日颁布的法令无疑是他取得的一大进展。 11 月8 日，在慕尼黑政变传统庆祝日的前夕。他再次召集党卫军军官开会，会上，他以毫不掩饰的自豪口气说：“组织‘预备队，是为了参加战争，为了开赴战场作战。在前线流血牺牲将使它在道义上赢得打倒国内破坏者和懦夫的权利。”
武装党卫军既是民兵、警察，也是军队，更是一所大学校。它是按军队体制组建的，有自己的参谋部和突击队：完全摩托化的“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三个步兵团，两个摩托化营，一个工兵营，一个通讯营和一所野战医院，总人数达15，000完全是一个师的建制。
9，。。 000名髑髅队也完全军事化了。它现在有四个“团”，每团有3个“营”，每营有3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
自占领苏台德区后，武装党卫军随时准备与正规部队同时介入军事行动。
六年以后，在这15，000人的基础上，武装党卫军成了拥有100多万人的、用以取代武装部队的军队，对这支与武装部队并列的军队的出现，最高统帅部未明令表示可否。至于那些试图反对武装党卫军的将军们，自有盖世太保去对付他们。
第六节打击
冯·勃洛姆堡事件和冯·弗立契事件后，总参谋部贝克将军成了盖世太保注意的目标，他终于在1944年7月22日流产政变后被除掉了。
然而，路德维希·贝克既不是贵族出身也不是普鲁士人。这位军队的参谋长出生于莱茵河畔。从他的家世看，他是一个与正统派军人和容克毫无关系的小资产者。如同这一集团的其他新成员一样，他选择了军官团作为自己的立身之地，颇有一番为它“增光”的宏愿。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和正直的军人。他自认为是一个重要人物，并以为从此他是军队中一切反纳粹势力的代表者，贝克从未加入国社党。然而在纳粹夺取政权前。
他曾为他团里的两名军官施林格和卢丁辩护过，这二人由于试图在军官中建立秘密纳粹支部而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如果说1938年他曾反对战争，这首先是由于他认为发动战争为时过早，且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他首先指责希特勒的是：过于急躁。
但是贝克感到战争日益迫近，他不能再贻误时机；他与谍报局的汉斯·奥斯特上校和冯·杜那尼等人频频接触；他们又与戈台勒和彼比茨等文职官员重新取得联系。一个阴谋开始酝酿。
贝克以参谋部军官身份向勃劳希契呈送了一份条陈，其观点十分简单：“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可能引起一场其结局将是灾难性的全面战争。”
冯·勃劳希契与贝克会晤时，两人讨论得十分激烈。希特勒很快便获悉这一情况。他感到反对派努力在发展。他只有一种对付办法：打击。
希特勒把主要军事长官召集到贝希特斯加登的伯尔霍夫。在这座豪华的别墅里，他将用几小时为他们“洗洗脑子”。事情发生在1938年8月10日，当时正值盛夏时节。“鹰巢”四周的山巅上终年积雪，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阿道夫·希特勒喋喋不休，指责军事长官们的失败主义情绪。最后，他以严厉的语调说，“请你们记住，我要你们对我绝对服从。”长官们齐声应诺。对将军们的这种态度变化，贝克无可奈何，他自己经过一番考虑，作出了合乎情理的决定：辞职。
这一举动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没有任何人跟着他自愿提出辞职。盖世太保似乎还不打算立即对他采取行动。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对自己的行动不负责任的无足轻重的人。贝克感到非常恼火，他觉得一切都完了。
然而他赢得了很重要的一分，接替他担任参谋长的弗朗北·哈尔德将军赞成他的部分观点。弗朗兹·哈尔德也不是普鲁士人，而是巴伐利亚人。他出身于军人家庭，不是国社党成员。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1930年从玻利维亚回国后，哈尔德与他多有交往，且关系密切。罗姆喜欢玩弄男人，哈尔德则爱追逐女人。他们两人都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爱搞阴谋。
“长刀之夜”清洗后，哈尔德将军失去了一位朋友。对此，他永远不能饶恕党卫军，但是他还保留着原来的职位。路德维希·贝克辞职后，始终在秘密准备起事，他通过奥斯特上校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保持着联系。
第七节干掉希特勒
不少军界人物参与了谋反行动。人们在私下议论的参与谋反活动的军事长官有：柏林—勃兰特堡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波茨但卫戍区司令埃里希冯·勃洛克道夫—阿尔菲尔德伯爵，卡尔·冯·施图尔纳格和海因里希·施图尔纳格。甚至连柏林警察局长、前冲锋队领袖冯·赫尔道夫伯爵也与阴谋分子相串连。他还拉上了另一个老资格的纳粹分子弗里茨·冯·舒伦堡伯爵，他们打算一旦希特勒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就采取行动，绑架希特勒，把他押上“人民法庭”，并从帕泽瓦尔克军事医院的保险箱里取出确诊希特勒患有精神错乱症的病案，这是近乎荒诞的行动。
贝克对他的解决方案沾沾自喜：“法庭一定会确认元首是一个疯子，并且会将他永远关进疯人院。”
“在新政府成立之前怎么办呢？”
“由军队掌握政权。”
当时西班牙战争正如火如茶，德国的某些军人，首先是考迪洛的老朋友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却在考虑采取“弗朗哥式”解决办法。
在此之前，哈尔德接替了贝克的总参谋长职务。可怜的哈尔德左右为难，他既要顾及与密谋分子的友情，又必须服从纪律，认真制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这一切都必须在几小时内进行。他答应一旦确知发动军事进攻的日期，就立即通知密谋分子。
但是西方也必须决心遏制希特勒。如果没有全面战争的危险，如果西方再一次让步，那么，德国人民以及德国的将领们就永远不会理解密谋分子所采取的态度。
必须派一名使者去伦敦。他们选中了老保守分子埃瓦尔德·克莱施特。克莱施特像一个“脖子上套着绞索，但还想最后一次求生的人”到英国首都去。
几天以后密谋分子的第二个使者——汉斯·包姆一特尔巴赫上校——到了伦敦，请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态度。
但在西方人士看来，采取强硬态度支持一个军事集团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他们知道，德国的将军们是爱国者并梦想复仇。他们推测，德国密谋分子首先指责希特勒的是：在还不可能取得胜利之时发动战争。他们还认为，这些满脑子军官团思想的人怀有个人怨恨，对纳粹党在人民中的影响十分反感。总之，柏林的密谋分子是一些复仇主义者，他们只是在发动战争的时间和方法问题上与希特勒存有分歧。
盖世太保在监视着将领们。现在还不是采取行动的时候。可以肯定，希特勒对这些反叛行为已有风闻。但他只是把他的将军们臭骂了一顿：“我绝不容许批评、犹豫和失败主义。”
这一顿训斥又取得积极的效果，军人们俯首听命，特别是总理的外文政策已取得了不容量疑的成功。而此时，慕尼黑会议正在筹备中。
会议取得了成功，政变计划化为泡影。
占领苏台德区后，德国不但“收回”了三百多万日尔曼血统人，而且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防线，这是真正的军事胜利。大部分军阀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是正确的，约德尔将军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那些怀疑论者，那些软弱的人和畏首畏尾的人现在转变了态度，希望他们永远如此。此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并非完全虚构。
自从1943 年起，形势进一步逆转，希特勒内外交困，犹如一个狂徒站在面临深谷的悬崖上。这一年，密谋分子进行了不下六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其中有一次，他们在“元首”乘飞机巡视苏德战场后方的时候，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他的座机里，只是因为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密谋才告失败。
在这一年里，抵抗运动发生了同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变化。密谋分子最后放弃了对陆军元帅们的颇望。这些元帅们简直太怯懦了，或者太无能了，他们不敢利用他们的地位和兵权来推翻他们的最高统帅。1942 年11 月，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抵抗分子中的核心政治人物戈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