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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与保安处之间，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帝国专员与纳粹党大区领袖争权夺利，常常进行着紧张的角斗。总之，依照一个通常的说法，人人都在受人监视，人人都在监视别人。
利沃夫集中营的幸存者、 20 多年来专门从事追捕纳粹罪犯的西蒙·维森培尔在他的新著（杀人犯就在我们中间）中提到：战争结束时，盖世太保的主要成员都曾由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专门机构为他们伪造了新的身份证。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德国中央保安局于1945年1月搬迁。保安局大部分“专职人员”后来迁移到位于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山区的阿尔多塞镇附近。那里的办公用房十分简陋，人员数量受到最大限度的压缩。不可想象，他们在那里拥有系统地制造伪证的器材设备。
如果真是这样，纳粹党和保安局的领导人甚至参谋部的某些军官理应是优先获得假造证件的人。然而，他们并未获碍。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瓦尔特（赫维尔大使以及希特勒的贴身侍卫官缨勒和沙德尔不愿在失去元首后继续活下去，都以戈培尔为榜样各自独立核算了。希姆莱在被捕时只有几张业余运动员的假证件。戈林在审讯后，也自杀了。最后一任空军司令冯·克莱姆元帅1945年6月24日在斯拉兹堡医院服毒自杀。
在希特勒周围的工作人员中，马丁·鲍曼似乎是唯一早就预料到事态发展趋势并图谋潜逃的人。
狡猾、令人难以捉摸的鲍曼是党内的实权人物。从1928 年纳粹取得政权前5年开始，他便成为国社党的专职官员，并在党内担任过领导职务。
鲍曼原是鲁道夫·赫斯的副手。 1941 年当后者前往英国谈判无法实现的和平时，鲍曼便取代了他。从此，他便顺利地步步高升，并因此而招致许多人的嫉恨。然而，他始终是胜利者。此人外貌不扬，有着一副呆板而无精打采的面孔和一双伪善的眼睛。检察长弗里茨·鲍尔说他长着一副典型的啤酒鬼面孔。
这位帝国长官决意不使自己成为帝国的陪葬。1944年他对他的妻子格塔说：“即使红军和财阀们打进柏林，他们也不可能抓到我。”
在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帮助下，他周密地制定了自己的逃跑计划。那个神秘的人物虽鲜为人知，却起着决定性的作为。他就是瓦尔特·罗夫。
1942年圣诞节，罗夫途经柏林时，卡尔登勃鲁纳召见了他。
“鲍曼希望见见你！他明天接见你。”
无人知道他们会见时的谈话内容，也无人知道罗夫接受了什么样的使命。但他一返回岗位，便匆匆将他的指挥部从迦太基迁到突尼斯。他的办事机构突然得到加强，其工作人员由原来的48人增加到200多人。与此同时，他与驻突尼斯总代表、海军上将埃斯特瓦和非洲长枪党的法国人进行接触。
几个星期后，罗夫命令逮捕50 多位最杰出的犹太知名人士（犹太教教士、律师和医生），并用卡车把他们押解到迦太基。他说：
“我刚接到一项命令，要我马上开始组织流放突尼斯的犹太人。然而，我来到突尼斯几个月后，我发现，你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此外，我本人对你们没有任何恶意。我的任务是艰巨的。可以说，我是请求你们帮助我完成任务。”
在场者目瞪口呆。罗夫隐晦地向他们提出一笔交易。这难道是真的吗？经过几个小时的谈判，终于在深夜达成协议。经双方商定，突尼斯犹太人向罗夫缴纳半吨黄金或以外汇相抵，罗夫保证犹太人不受迫害。
“赎金”确实分几次交付了，但从没有文字记载。德国空军也从未接到将黄金运往柏林。只有鲍曼和卡尔登勃鲁纳知道事情的结果，显然，他们是这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
这笔财富成为1945 年以后盖世太保分子赖以后命的资金来源之一。在5名保安处成员和2名非洲长枪党法国人的协助下，罗夫亲自出马把这批黄金运藏到可靠的地方。一条小渔船在靠近马萨的一个小海湾装上黄金和外汇后，驶回西属摩洛哥的梅利利亚。保安处驻丹吉尔的一名特务验收了这批黄金和外汇，并转运到得土安。瓦尔纳·勃洛克道夫证实，黄金后来被运到葡萄牙熔化后，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出售了。
1943年秋，罗夫成为保安处驻意大利北方组织长。这一职务也是鲍曼为他谋得的。这时，他居住在米兰，在雷吉娜饭店租了一套不太宽敞的房间。他所担负的任务是比较繁重的。由千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和挺进，法西斯各机关一片混乱。有的人开小差；信函被锗送；车队时常迷路。在半岛上仍然忠于“领袖”的地区，安全机关已几乎完全落入德国人手中，也就是说完全为罗夫所控制。
正是在这一片混乱的气氛中，瓦尔特罗夫小心翼翼地根据指令开辟着勃洛克道夫所说的“罗马之路”——逃亡分子最重要的潜逃路线。
鲍曼并非无所事事。他让罗夫组织“逃命之路”，自己则全力筹集，以应付失败以后的局面。
他抱着这一目的与大工业人士和企业主们进行了接触。鲍曼知道，这些人已经看到这艘帝国之船即将沉没，他们再也没有热情帮助它重新浮起来。然而，他还是试图去说服他们。
第一次会议是1944年7月2日在柏林市郊沃特利茨湖边的希瓦尔茨飞机螺旋桨制造商家里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鲍曼、罗夫及雇主协会的十几名代表。党卫军中央经济管理处的3 名高级官员如该处处长奥斯瓦尔德·波尔上将，也出席了会议。鲍曼全面地分析了形势。他强调指出，无论局势发展如何，必须保存德国的经济打击力量。他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鲍曼受到不冷不热的欢迎，因为与会者并不十分明白（或者不想明白）他心底里的打算。此外，与会者中有希姆莱的朋友，鲍曼不愿意在他们面前说得太明白。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休会。
第二次会议于8 月10 日在斯特拉斯堡“红舍”饭店举行。这次，鲍曼全盘端出了他的计划：
“现已无需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从现在起到明年，我们必须秘密资助国社党。因此，从现在开始应当具体研究党在非法化以后能够支配的财力问题。”
后来获得这次会议文件的西蒙·维森塔尔认为，这次斯特拉斯堡会议非同一般。“逃亡网”的资金问题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鲍毫不犹豫地离开大本营前往参加，可见他对会议是十分重视的。然而会议的规模没有这位帝国长官所期望的那样大，因为军备部长阿·施佩尔在同时召开一个会议，前往斯特拉斯堡参加会议的只有一些次要人物，他们当中有罗赫林、克虏伯、梅塞尔—施米特、林茨的戈林韦克等公司的代表及战争部和武器装备部的代表。
会议主席、赫尔曼斯道夫公司的沙伊德博士说：“德国工业必须为战后的经济复兴作准备。因此，所有企业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利益加强与外国公司的接触，但不要引起外界注意。”
这席话正合马丁·鲍曼的心愿。他决心采取措施不使国社党对德国工业的投资、技术专利和新式武器设计图落入盟军之手。事实上，鲍曼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足够的重视。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斯特拉斯堡会议以后，确有大量资本以贸易为幌子转移到“可靠国家”或存到了瑞士受秘密保护的银行户头上。1946 年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披露，在全世界有750 家由德国人投资并由德国人开办的新公司：瑞士有224 家，西班牙有112 家，阿根廷有98 家，葡萄牙有58家，土耳其有35 家，其他国家有233 家。
会议一结束，鲍曼便去贝希特斯加登接他的妻子枯塔并与她一起去蒂罗尔，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盖世太保，都不知道他的这次旅行。旅行期间，这位帝国长官似乎已准备了他的后路。
旅途中，鲍曼化名马克斯·缪勒。他在斯特津和托伯拉克参观了几个先前有人向他报告过的偏僻的农场。
在默兰，他见到了刚从兰米返回的罗夫，向他介绍了斯待拉斯堡会议的情况。罗夫、鲍曼及其妻子在默兰一家提供膳食的小公寓下榻。罗夫当时已受到盟军谍报部门的监视，被一名英国特工人员认出（但他竟然没有认出罗夫的同伴）。
这位特工人员获悉，就在这两人在默兰投宿的那天夜里，默兰城的一个教堂里曾出现过奇怪的灯光。第二天他去教堂侦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两天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