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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燕来说：“喝酒事小，我同小燕都是你们掰着手教出来的。乍离开，情感上热火火的，工作上，也摸不着多少法门。”
小燕插话说：“说是常联系，总比住在一块说话的机会少多啦。今天碰上我的好日子，杨叔叔，你就再教导教导吧！”
杨晓冬说：“我到内线来了很久，受到你们兄妹的帮助很多很大，趁着暂时分手的时候，我愿意说几句：旧社会里，朋友分别的时候，讲究富者赠钱，贫者赠言，我们今天的同志关系中，也可以赠言（不是单说吉利话），这叫提供意见，搞搞思想，或者说是政治上的帮助。
“刚才燕来说，工作上摸不出经验，没有多少办法，仿佛离开直接领导就不能工作似的。我看不是这样，工作上你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我看主要是个思想问题。不要认为敌人内部工作很难搞，任何敌人，任何机密，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或通过人办的。凡人都有弱点，都会犯错误的，这一点，就是我们的组织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也要提高警惕、纯洁组织，即使这样，敌人仍是到处钻我们的空子，利用我们的麻痹与官僚主义。）而敌人的弱点和错误更多，我们有真理有群众，再密切依靠党的领导，开展工作并不是很难的，问题在于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提高思想认识，克服对于这一工作的思想障碍。
“我认为一个党员，必须按照党的意图办事，不能把个人的兴趣爱好摆在党的工作前面。党指派我们搞内线工作，内线工作就成了我们的职业。干这一行要安于这一行，钻研这一行，热爱这一行。有这么一类人：他干一行怨一行，干十行怨十行，象个跳窝鸡似的，找来觅去，哪里也不下蛋。也有这流人，把自己的工作看的金玉为贵，把旁人的工作看的粪草不值。这些人头脑里，充满了封建社会的等级思想，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都是革命事业嘛！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你不愿意作的难道旁人就愿意？张小山说到外边至少当个排长，到内线照常当个兵。这看法对吗？燕来同志，你同意这个观点还是反对呢？要检查检查，我觉着你也有些不愿意回去，有些挑拣工作，挑‘光荣’和‘体面’的工作。你们都熟悉省城的奎星阁，去年燕来还爬上去散过传单。奎星阁的外面画栋雕梁是够好看的，可是，你们想过在画栋雕梁的里面有多少零砖碎瓦填槽吗？没有大量的零砖碎瓦，奎星阁是建不起来的，建起了也要坍塌的。我过去对你们说过，不但内线是不出名，我们党的很多工作，对某些工作的个人来说，同样是不出名，是无名而又要安心去作，并且作的很好，这正是党员的党性，也是党员品质高贵的地方……”
银环插话说：“反正干什么工作，也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兴许，内线工作中真有牺牲了性命，组织还不知道的哩！”杨晓冬说：“假使真有的同志，他为党牺牲了而党不知道，甚至人民也不知道，难道这就降低了这位同志的牺牲价值？难道革命事业里就没他的这份功劳？何况，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不会有，不会有呀同志们，你的父亲，你的姐姐，我的母亲，他们的血是白流了吗？我们会忘记他们吗？人民会忘记他们吗？我们不是在继承万千牺牲同志（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的亲人）留下的事业吗？……
“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牺牲的同志有知，听说我们当中有人又要名誉又闹地位，又不愿意干不出头不露面的工作，他们将会表示什么态度？自然我这段话不是指燕来讲的，因为燕来同志没谈过什么名利地位，但也应该早作警惕，免得感染上这种毒菌。”他讲完看着他们兄妹的表情。
小燕低声说：“我没有意见，我一定听党的话，回去好好帮助哥哥工作。”说完她小心翼翼地凝视着哥哥。
哥哥沉默了半晌，猛然站起来，把一缸酒递给杨晓冬，一缸给了银环，又把瓶中剩的统统倒在自己缸子里，他手哆嗦着举起杯来，说：
“杨叔叔，银环同志，你们要信的过我，请先喝酒！”
在这种诚恳爽朗又豪迈的同志友情激动下，杨晓冬银环各自呷了一口；韩燕来端杯一饮而尽，把杯一推说：
“我全部接受党的教育，坚决克服从个人主义出发的一切想法和作法。咱们吃饭吧，饭后一抹嘴头，我们马上就回去！”
一九五五年春日动笔
一九五八年秋天写成
一九六○年春天修改
重印再记
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被江青一伙禁闭了十年之久，随
着“四人帮”被粉碎，它也于一九七七年获得了解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与广大读者见了面。当时我写了重印记，其中揭露了江青一小撮人的罪行。说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招摇撞骗，拉帮结伙，包藏祸心，阴险卑鄙，残酷的迫害革命的老元戎老将军老干部，残酷的迫害文学艺术界的大批革命人士。把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国家瑰宝、民族干城和党的精华的好同志，以谁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所谓罪名，把他们放之以边陲，幽之以牛棚，禁之以监牢，最后置之以死地。同时将其宗盟党羽委之以重任，让没有军事韬略的掌兵权，没有知识的管文化，只要是长着脑袋的亲信，一个个都被安插到重要岗位上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江青们的目的就是篡党夺权想登基做女皇帝。她这人的品质恶劣到叫人吃惊的程度。她刚说过的话，一转眼便不认帐，说她从不会说这样的话。过几天她竟把记录在案的话，说成是敌人造的谣。一九六七年夏有这样一件事，某大城市把江青三十年代的影照剧照搜集起来上送北京，要交给她本人，说这些剧照在群众当中借阅影响不好。对此她是点了头的。事情没隔多久，不知甚么原因，她忽然公开大叫，说有人整理搜集她的黑材料，为数达几箱之多。为她这件血口喷人的无聊之事，当时的某些领导人，为此兴师动众，忙碌奔波，先把一个稍微与此事有点牵连的人投入监狱，另一个与此事毫无联系的二十岁的青年，也因此献出了他的年轻的生命。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无法扩大株连，只好暂行罢手。但她绝不肯就此甘心，事隔几个月后，她终于无中生有，巧立名目，说文艺界同当时其它界一样，也出了个甚么叫做“５·１６”的反革命组织，这个组织与台湾勾结要推翻中国共产党。我和我的家族亲友多人受到这个魔鬼名义的株连，但我深知此事的原委，曾多次申诉并以人格党性作保证，说我从未看过那一束三十年代的照片，连那捆东西存放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江青哪管这些，为泄毒氛私愤，殃及池鱼，将我苦苦轮番批斗两年并投置监狱共达八年之久，比整个抗日战争还多两个月。
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实事求是，认真查明了所谓反革命“５·１６”的问题纯系叛徒江青一伙对革命同志的捏造和陷害，我这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组织生活，并急迫地拿起笔来，想在虎口余生里为青年同志们写一点读物。
江青的文艺观也是极左的。她主张改变原《白毛女》中有关杨白劳的形象，要杨白劳这位善良的自认命苦的佃农，挥起扁担与地主决斗。在京剧《沙家浜》里，她主张改变以阿庆嫂为核心人物里应外攻的原结构，反宾为主，使郭建光和阿庆嫂各自为政，形成两将军的局面，从而破坏了原剧风格的统一和艺术的完整。她借口戏剧革命，借口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只允许编创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后的革命题材。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