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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啊，就这一张。”总理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过一会儿他问杜修贤，“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杜修贤不好回答，因为他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总理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杜修贤离去时，总理又将自己埋进了“文件大山”里。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压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杜修贤拿着密密麻麻堆满革命词汇的报纸，心里却空荡荡的。脑海里老是出现那张空着的椅子……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事情虽然就这样过去了，但此事在新闻记者中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小视的。
—他们看到了林彪的另一些表现，看到了林彪在毛泽东面前的另一些情况。他并不是时时事事紧跟毛泽东的，也不是时时高举语录本重复毛泽东的话的。
看来他真的要和毛泽东分庭抗礼了。
这在几个月后得到了证实。
打那以后，毛泽东再没有气宇轩昂地走上天安门城楼。
第七章
惊心动魄的九一三（1）
九·一三前夜，人民大会堂的气氛倏然紧张。总理叫西花厅的警卫员将自己的被褥抱到大会堂来。张大夫猜测：是不是把导弹的弹头给打丢了？
后来杜修贤听总理的保健大夫张佐良详细叙述，才知道林彪外逃那一刻，总理是多么地
紧张，他以惊人的反应处理了这个重大事件。
1971年9月12日深夜，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灯火通明，政治局的常委们正在这里召开会议。按照惯例，政治局每星期要在这里开两三次会。
会议进行到10点半，有人进来和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警觉地直立起身子，似乎很吃惊。他立即宣布会议暂时中止。
顿时，与会的首长们轻轻骚动起来，用不解的眼光相互询问。
看来事情发生得很紧急，也很严重，不然总理的神情不会这般紧张！
当时江青也在会场，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大惊小怪的，而是站起来早早离开了会场。
等在门外的警卫们，看见大会堂的服务员开始忙进忙出，收拾茶具、毛巾等开会用的东西，知道散会了。不过都觉得奇怪，今天的会议怎么这么早就散了？搁在以往，不到半夜三更是散不了会的。
这样的例会，开会的首长一般不带秘书，除周恩来带医生，江青带护士外，其他人只带警卫。警卫员看见散了会，就起身去照顾自己的首长。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没有警卫任务，一散会，他就可以离开大会堂回去。他提起氧气箱正准备走，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他不要走。本来他对提前散会就觉得奇怪，现在又要他留下，更觉得纳闷。一向对环境淡漠的大夫，这时也嗅出这里的气氛不对。不对在哪里，他也说不清。直觉告诉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必须严守一条纪律：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当时被通知留下来的几个人，相互也不敢随便打听，默默无声地集中在福建厅的外面，等候上面的安排。一会儿，办公厅的领导向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要走，住哪儿，等会儿听通知，不要往家里打电话！
一听这没头没尾的纪律，张大夫心里直嘀咕，1965年就跟总理了，前后也七八年的时间，跟总理住过钓鱼台、玉泉山，就是没有住过大会堂。主席倒是常住大会堂118房间。总理今天怎么也要住大会堂呢？我们住哪里还要等会儿再通知，又不让给家里打电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越想越乱，越理不出个头绪。后来干脆就不想了，还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服从命令总没错！
周恩来有个奇特的生活习惯，他外出都是用自己的被褥，哪怕是出国，他的被褥都要带着，尽管这套被褥已经跟他很久，也非常陈旧，可是总理睡觉就是离不开它们。他已经习惯了它的气味，好像盖上它们，才会有睡意似的。这次他住在大会堂，会议厅里也没有现成的被褥，即使有，总理未必还有时间睡觉。但是总理的卫士长还是叫西花厅的警卫员将总理用的被褥抱到大会堂来。
等张大夫回到福建厅，却见总理急促地走出来，往东大厅方向走去，他提上药箱赶紧跟上。总理进东大厅就将门关上，张大夫也不敢贸然进去，就在门外找了个地方坐下。心想，如果总理需要用药，他进去也方便。
已快午夜，东大厅外的走廊里，仍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穿梭不停。不一会儿见叶剑英快步走来，闪身进了东大厅。接着，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也来了。
张大夫觉得有些困倦，这时，周恩来的卫士长跑出来叫道：“张大夫，进来，把药箱带进来。快呀，这是杨局长的命令。”
张大夫还以为是总理身体不舒服了，赶紧进东大厅，扭头朝北小厅一望，门开着，总理坐在桌边，全神贯注地抓着电话，高声问：“现在在什么位置？赶快查清楚……赶快汇报。”
不像是要用药嘛，张大夫想。他再回头一看，叶剑英勾着头，反背双手在东大厅里来回踱步，不停地一圈又一圈地踱步，好像满腹心思。张春桥阴沉着脸，坐在靠角落的沙发里，一口接着一口吸烟……
看见这番情景，张大夫刚刚松动的心又紧了起来。特别是总理直呼黄永胜的名字，叫他立即来见他。这越让人觉得气氛不正常，总理平时从不这样叫人，不是名字后面带上同志，就是称职务。听见总理这样直呼黄总长的名字还是第一次。
黄永胜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一动也不动站在总理旁边。总理也不叫他坐下，仍然对着电话焦急询问：“在什么位置？喂……现在究竟在什么方位？什么方向？怎么会没有呢？赶快寻找！”
张大夫暗暗猜测：是不是导弹基地出了毛病，把导弹的弹头给打丢了，没准儿会落在北京的头上，那就糟糕了！……不然总理怎么会这样着急问位置在哪里。
这时已经是13日的凌晨。
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机场，一架三叉戟飞机正带着巨大气流，强行滑出跑道，载着副统帅夫妇和他们“超天才”的儿子林立果，朝着黑暗的夜空逃窜而去。
“大红旗”专车被孤单单地遗丢在机场的跑道上，车子后玻璃上，留着三个还微微发热的子弹痕迹。坚硬的防弹玻璃有效地阻止了警卫连长追逐的子弹，使得林彪多活了几个时辰。直到今天还能看见当年林彪乘坐专车上那三个白色弹着点，这恐怕是中央警卫局多次执行秘密任务中，惟一能听见枪声的行动。
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剧烈的爆炸声震碎了沙漠的宁静，冲天的大火映红了漆黑的天空。
惊心动魄的九一三（2）
山海关到飞机坠毁现场只要一个小时的航程，而不知为什么，三叉戟却在天空上兜了一个多小时的圈子，飞机燃料已经无法支撑他们到达目的地了。后来对于失事现场的调查也说明飞机是因为迫降失败，才造成机毁人亡的结局。
回顾这段历史，众所周知，毛泽东在视察南方的途中，及时预感到林彪反党集团要对他下毒手的阴谋，提前回到北京，使得林彪集团妄图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阴谋败露，不
得不仓皇逃窜。
周恩来在大会堂关注飞机出逃动向时，毛泽东已经神秘地从南方回到了北京，陈锡联到丰台站秘密地将毛泽东接到人民大会堂，住进了118房间。大约在午夜一点左右，卫士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轻声说：“总理，主席来了。”总理一听，连忙放下电话，起身往门外走去。
从东大厅到主席住的118房间，要经过大舞台的后面，总理才走到大舞台北面20米远，就看见主席穿着睡衣朝这个方向走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见总理和主席停下来，握上了手，都自觉地向后撤了几步，让他们俩人单独谈话。张大夫更自觉，站得最远。那时主席口齿还非常清楚，不需人在旁边翻译。他们低声谈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