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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置身在这样沉重、紧张和压抑的环境中，杜修贤觉得自己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一段时间，竟害怕电话铃响，那悠长悠长的铃声，每响一下，心就蹦跳一次，似乎预告某种最惧怕的事情来临。
他们满腹委屈，却要镇静自然地将责难之词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总理阅示，及时向他汇报外界对中央外事协作组的反应。
对待这个问题，总理有时不像他们那样紧张，他看看手里的“状纸”，再看看一脸苦涩的杜修贤，居然会像打开折扇似的舒展眉头，笑出了声。
走进毛泽东的本色世界（4）
可杜修贤心里沉甸甸的，实在笑不出来。
“老杜，群众反应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有问必答，更不要背包袱，你看这句话……”总理取下老花镜，在纸上的某一段话下面划过，“这几句话显然是不符合客观情况嘛，是红卫兵的语言。这些你就不要去管它了。这不能都怪你们！”
杜修贤不知怎的鼻子酸酸的。在欲诉无语、欲哭无泪、最需要鼓励和理解时，有总理这么一句话，这委屈这苦涩这沉重……也认了！
他离开西花厅时，尽管挎相机的肩头又沉又酸，但心里轻松了许多。
为了主席的眼睛，周恩来指示把拍摄时间限制在三分钟。这下可让那些平时从容不迫的摄影师慌了手脚。
1973年春季，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愈发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因此，中央办公厅的领导给“红墙”摄影师们打了个招呼，可能在主席那儿拍摄还要作些新的规定。
从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
毛泽东身体状况日衰，而外宾求见的要求日盛。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毛泽东也不能拒绝这些热忱的请求。
这天下午，杜修贤刚在人民大会堂拍摄了总理会见外宾的场景，照片和电影胶片也刚冲洗剪辑好，等总理的空隙见缝插针，送他审看。
“文化大革命”以后，总理规定拍摄人员，外事活动结束后两小时，新闻照片要到他手里审发；三小时内电影电视片要投在幕布上。当时杜修贤他们机子里装的是32度电影胶片，冲洗工艺比较复杂，从冲洗到看样片，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有时他只好少剪点电影胶片，一卷好快些照完。像流水作业似的，他边拍边叫人不停地将胶卷往社里送，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
杜修贤等了一会儿不见大会堂来电话，估计总理正忙，没有时间审看片子。他也想来个见缝插针洗个澡，不料这“针”还没插进“缝”，总理那边来了电话。
“老杜老杜，快、快，主席见客！”杜修贤慌忙跳出浴缸，也来不及擦干身子，湿漉漉套上衣裤，抓起相机，就水淋淋往门外跑。跑出门才听清楚，刚才总理电话说主席晚上11点见客人，现在叫他们去大会堂。
怎么这样紧张？是不是总理要审片？
杜修贤等人一进大会堂就径直往总理常看片子的西大厅走，到门口一看，总理不在。服务员告诉他，总理在东大厅。总理见他到了，看了看表，做了个手势叫他坐下。
借着灯光杜修贤观察总理的神情，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最近主席视力下降厉害，你们知道吧？”
杜修贤点点头，但他已意识到不妙。
“医生建议主席少用摄影灯，要避免强烈光线的照射。我找你们来，是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只给你们三分钟的拍摄时间，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说到这，总理将严肃的目光投向杜修贤，“老杜，你负责指挥好。”
三分钟？！杜修贤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谁要违反规定，我不找别人，就找你这个头儿！”总理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杜修贤想放宽时间的请求全堵在嗓子眼儿里了。
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如此。
宴会后，总理在西大厅看了电影电视片，他没提什么意见。
放映完，他们收拾好东西，就驱车去“海里”。“海里”是工作人员对中南海的简称。
毛泽东住宅外很静，微风徐徐。不远的中海映着一轮朗月，皎皎月光随着波动的水纹，星光跳闪……这恬静的夜晚，杜修贤却无法平静，心里老想那“三分钟”。
杜修贤踏上极为熟悉却又陌生的台阶时，发现失去了以往的镇静和从容，汗老是密集地渗出来，本来就潮湿的内衣，显得更加闷气、黏糊，很不舒服。
毛泽东书房里没有人，他们赶紧放线架机子。
“三分钟能够吗？新闻片放一次还要五六分钟。”
“主席的神态要慢慢等，三分钟光拍也来不及，别说等了。”
拍电影拍电视的记者在一边嘟嘟囔囔的，杜修贤的心情更烦躁，勉强压住阵阵攻心的虚火，说：“今天，咱们先试试，万事只有开头难。你们还比我强一点，机子可以转足三分钟，回去可以剪辑，多少有个余地。我呢，只能一张一张地按。每张都要成功才行。你们说三分钟我能按几张？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可这是总理的指示，咱们得听啊！千难万难，咱们不能再给总理添难了。主席的眼睛不到这么严重程度，也不会这么限制我们的。再说咱们到底还有三分钟时间，抓紧点，估计还是够用的。”
大家这才不吭气了，埋头整理手里的机器。他们谁心里都清楚，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周恩来操的心最多。他今天只给我们三分钟也是事出有因，无可奈何之举呀！
第一次的“三分钟”难关他们终于闯了过来。
握手一分钟，关掉摄影灯。他们微微地松了一口气，等客人就座，开始会谈，他们又进去拍一分钟会谈的镜头。最后，毛泽东站起来送客人，他们再拍一分钟。
开始，他们不太掌握毛泽东的病情规律。会谈刚进行时，毛泽东的精神面貌不佳，头无力地倚在沙发上，照出照片显得无精打采。后来渐渐发现，稍晚一点进去，毛泽东的情绪要好一些。有了经验，他们便摸到了三分钟摄影时间的最佳分配，冲洗出来的镜头效果也要比刚开始好一些。
走进毛泽东的本色世界（5）
路是人走出来的。几个月后，三分钟的摄影时间好像也不那么紧张可怕了，不说绰绰有余，倒也能从容自如。
可是“好景不长”，刚摸到了三分钟的最佳分配规律，领导又对他们说：“要尽量减少开灯次数，只拍一次握手的镜头，告别握手就不要再拍了。电影电视放映告别镜头时可重复使用见面时的握手镜头。少开灯，对主席的眼睛刺激也少一点。”
这样显然对杜修贤不利。主席和客人见面时，精神有时没提上来，留在镜头里的表情往往是平淡、漠然甚至是呆滞的。
会见活动每人能有两次握手的机会，而属于杜修贤拍摄的瞬间只有一次。
他走出书房，左想右想，总觉得主席握手的镜头没把握。
和以前一样写请示条递给里面的总理！可递出来的条子，不像以前指示明确，只有三个字—“视情况”。
杜修贤想总理可能也为难，叫他们自己灵活掌握情况。
可他们不怕“死”，就怕“活”。一灵活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叫行，什么情况叫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总理为难，他们更为难哪！
没有办法，他们几人只好轮流将眼睛贴在书房的门缝边，费劲地往里瞅。这三分像记者七分倒像小偷的滑稽举止，让站在门外的卫士掩嘴窃笑。但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只要见毛泽东情绪好，只要见客人要告辞就拿着机子往里跑，迅速抢拍。如果偷看到最后，毛泽东仍情绪不好，他们只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第三章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1）
国庆节，斯诺被毛泽东请上了天安门。很可惜，斯诺在中国的新闻竟没能引起尼克松注意。
进入70年代，毛泽东虽已步入暮年，但是他的思维仍然非常活跃。他反复思考和忧虑的是：中国的国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
在1972年内，他和周恩来—两位中国的巨人，他们在古稀之年以惊人的胆略携手打开了冰冻多年的中美、中日关系之门。这一英明之举，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 变化，掀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