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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送松江医院，小瑜陪她光脚走去松江医院急诊室的厕所用水冲身体；后来救护车来了，改送瑞金医院。送医途中，小瑜一直跟她说话，怕她昏过去。小瑜跟我说，她告诉小瑜叫我一定要来，还叫小瑜拍下她的受伤照片，小瑜不敢拍，但她坚持。俞灏明的情况不清楚，但小瑜听说他可能有吸入性呛伤。我其实当下是无法专注的，也不大敢听的，但还是硬着头皮鼓起勇气听了一下。
小瑜突然哭着对我鞠九十度躬，嘴里连说了七八次对不起，我试图扶她起来，发现她的身体整个是僵硬的，扶了好久才扶起来。一行人准备离开张主任办公室时，我抓了一个任爸要签文件的空当跑进去。办公室里只有我跟任爸，没有别人，我拉下脸跪了下去：“张主任，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懂医学，我只会求你，求你救救她！”那一剎那，我第一次懂了无助的意思，第一次体会到电视、电影里常常有的家属跪求医生的情境。临走前，张主任特地留了他的手机号码给我们，交代不管多晚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打给他。
离开医院时约11点，林董事长安排我们先到他的饭店休息。总算见到医生，听到医生说的话，大家心里应该稍微放心一点点了吧。进了饭店，坐在房间里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任爸忙着跟任妈打电话，任妈好像吵着要来，任爸说：“现在情况不明朗，来了也没用，来了不就是我们夫妻俩抱头痛哭而已？瑞金医院的医生很好，如果确定在这里长期抗战，再过来吧！”
阿嬷同青姐忙着跟华研董事长、总经理联系汇报，华研在大陆的戏剧主管也来了。林董事长的朋友，一位姓王的律师也来了。王律师忙着安慰我们，并告诉我们上海瑞金医院真的是治疗烧烫伤数一数二的好医院，在这里治疗可以放心。
林董事长一直对我进行心理“建设”，要我有心理准备，她的双腿一定烧到焦黑了，我没有勇气问他这是张主任说的，还是烧伤常识。我只是不停地在房间里走过来又走过去，思考着我能做什么。我让阿嬷看她出事前发给我的短信，我跟阿嬷说我没有回……我们两个抱头痛哭，但我们不能哭得太久，因为阿嬷还有好多事情要联络。
趁着一个空当，任爸突然跟我说：“阿中，你刚刚也听到医生说的了，现在的萱萱已经不是以前的萱萱，跟你当初订婚的萱萱不一样了。任爸很感激你陪着过来，将来不管你有什么决定，任爸都觉得是对的。你放心，任爸硬朗得很，照顾爷爷之外再照顾女儿，没有问题！”我当下吃了一惊，都什么时候了，您跟我说这些，记忆中我没有心力回话：一方面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另一方面我正忙着跟小白、小玉短信交流。因为，一下子感觉没有上海地缘的问题了，没有再找好医生的问题了，也没有送回台湾的问题了，我请小白跟小玉协助打听如何是正确的下一步。
同时，消息也传开了，我收到很多关心祝福。小郭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一直发《圣经》的祷告文给我。在那个脆弱的时间点，任何一个关怀与加油，都会让我不停地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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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2010。10。23（六）
凌晨，大家决定一早再去医院，能睡的人先休息一下。任爸是最坚强的一个，先去洗澡。我瘫在沙发上笑着跟青姐说：“好啦，现在就可以先结婚啦，反正她不知道要休息多久。”我记得青姐脸部僵硬，连苦笑都挤不出来。阿嬷在忙着跟中国台湾大学（以下简称中国“台大”）的杨医生通电话，杨医生是华研董事长介绍的医生，阿嬷吵醒张主任，跟他问了一些她血压、呼吸、心跳等等数据并转达给了杨医生，这位医生的结论是她能动，建议尽快送回来，可以不必专机，但要有一定空间。这时任爸洗完澡出来，显然他也睡不着，听到中国“台大”杨医生的建议，我们四个人呆住了，应该送回台湾才对吗？我们又慌了。
我一直想，到底怎么做对现在的救命及将来的美观才是最正确的？我自己不懂，仅能从医生及朋友的话中判断，其实是很不踏实的感觉。不管了，先准备送回台湾的手续再说，如果要送可以马上送，明早再跟张主任讨论确认。任爸之前有搭SOS（紧急救助）专机经验，他记得申请SOS没那么快，他与阿嬷开始打电话回台湾，联络保险公司跟申请SOS专机，这个时候大约快凌晨2点。我也慌了，我能做什么？
我打电话吵醒小郭跟小王。我们同事之前有安排专机从大陆返台就医的经验，请小郭帮我问“长荣”跟“华航”有没有可能我们临时买几个位子，拆掉座椅放下病床，小郭满口答应马上联络。我也问小王：“你们的私人飞机可否待命？如果SOS来不及的话飞机借我，而且还必须拆座椅放病床。”我语带哽咽地低声拜托，小王没等我的话讲完就连说了好几次：“没有问题，全力帮忙！”我挂上电话，泪流满面。
凌晨3点多，大家逼自己去睡觉。我简单梳洗，冲澡时脑袋一片空白，一回神又哭了。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她现在状况怎么样呢？痛吗？烧成什么样子？试着安慰自己不要乱想，只去想：瑞金治疗烧烫伤是最好的医院……可还怎么也睡不着，印象中最后一次看表是凌晨5点半。
早上7点多做梦惊醒，我梦到她身上有一点点受伤，她拉着裙摆在我面前跳来跳去，说：“你看！没事啦！小伤而已！”她还拍打伤口证明给我看。我心想，完了！一定很严重！梦里的都是相反的……再醒过来是因任爸叫我，上午8点多了，我们准备出发。
往医院的路上，大家仍沉默不语，我收了几通短信，知道小郭帮我联络好了，跟“长荣”或“华航”要几个飞机位置应该没问题。再见到张主任，阿嬷关心病房的隔离问题，担心媒体可能会混进去，询问我们可否派人守在病房门口。张主任说因为她的身份，已经把病房做隔离了，六个人的病房，与对面三张床中间拉了一块布幔，旁边两床也特地为她清空；他也强调了这边滴水不漏，很多名人都来过瑞金，没有发生过媒体混进来的情形。
我心里闪过一些疑问，不是因为高感染，所以连搬动都有风险吗？既然感染风险这么高，这样隔离好吗？台媒、港媒都来了，真不会有混进来吗？阿嬷再次委婉提到中国“台大”的杨医生有返台治疗的建议，张主任没有反对，但仍然重复着他的自信，我们又随着他的自信而放心了一点，既然张主任的医术是数一数二的，那么，一动不如一静。任爸说，我们来想办法克服在上海长期照顾的问题。
这个时候，小白短信发来一堆信息，他帮我找到中国台湾长庚医院（以下简称“长庚”）杨瑞永医生的联络方式，杨医生现在在开国际医学研讨会，但可以接电话，小白说他是台湾治疗烧烫伤的权威。我提了一下“长庚”的杨瑞永医生，张主任马上说认识，好几个场合上碰过。我顺着提出，那么也问问“长庚”杨医生的意见，张主任欣然接受，说也可以跟老朋友讲讲话。阿嬷马上拨过去，跟杨瑞永医生寒暄了一下后，让张主任跟杨医生讲。两人交换意见许久，但我听不出来有什么结论，张主任再次强调怎么处置完全尊重家属。
临走前，阿嬷拿出一包林董事长临时热心准备的红包，才从口袋掏出来，话都还没说一句，张主任就坚决拒收，一直笑着叫我们放心，告诉我们救人是他的工作。一行人离开办公室后，阿嬷给我使个眼色，把红包拿给我，我独自偷偷地返回张主任办公室，手拿着红包，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下，双腿就要软了。张主任紧握我的手，还不等我开口就说：“你仔细想一想，我若真收这红包，你不但给我不必要的压力，而且，你应该会更担心！”语毕，他送我出办公室，红包仍紧握在我手中。
出来到电梯口，人变多了，好像有保安、华研的人跟剧组的人吧。两男一女在跟任爸讲话，距离我约五米，他们低着头像犯了错的小孩，我看见任爸轻拍他们的肩膀。过了不久，他们三人向我走过来，旁边的人小声告诉我，最左边的是导演，另外一男一女是电视台的人。这一男一女小声地跟我说很抱歉，我又不争气地流泪，实在不想看到他们，我没有任爸的风度，一边把脸向右扭去，一边用左手轻轻把他们三人拨开。下了电梯出了门口，媒体冲过来噼里啪啦地问了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