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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条导火索：传统
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就构成了传统。
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传统，因此也可以说，传统是民族的特性之一。这种东西很难发生改变，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这一点可以通过类比的方法来说明。最近在生物学上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从胚胎学的角度证明了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的巨大影响，从此之后，生物学的研究就云开雾散。
假如我们把这种理论移植到历史科学中，结果又会如何呢？
我们可以把民族看成单个的生物，那么这样一来，它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
如果它是有机体，那么它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发生变化。
因此，一个民族的传统是极其稳定的，除了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人们没办法对它做什么改变，就如同喀斯特地貌中的钟乳岩——需要长年累月的物质沉淀，一旦形成之后，又很难被腐蚀损坏。
传统不仅稳定，而且支配着人们的行动。特别是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对这种状况不必感到遗憾。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
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人类是依附传统而存在的。因为只要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保存下去。
为了保持传统，自从有人类以来，他们就在进行着两大努力，一是建立传统，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人类社会便努力摧毁这种传统。
无论是新传统还是旧传统，倘若没有一个传统存在，文明就不可能延续；而如果没有新的传统，文明也不可能进步。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困境——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中国是这方面的典型，它死气沉沉的固有习俗，使得整个国家没有任何的改进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没多少用处。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让无政府状态来取代衰败。
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同时又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
这个理想非常不容易实现，因为在稳定与变革之间求得那个平衡点是很困难的事情，使它变成现实的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更何况，群体会本能地对一切变革进行阻挠。
我们在前文中论述过，群体是最保守的势力，正因为如此，群体才会死抱着传统观念不放，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
事实上，即使是最狂暴的反叛行为，最终也只会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变化。在18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们或是被驱逐出国，或是殒命于断头台。人们也许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已经威力尽失。但是没过几年，为了顺应普遍的要求，遭禁的公开礼拜制度便又建立起来了，被暂时消灭的旧传统，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
由此可见，传统对群体心态有着不可抗拒的威力。
那些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最专制的暴君，他们转瞬之间就可以被人打碎。
支配着我们内心最深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慢慢地磨损。
（4）第三条导火索：时间
时间是世界万物的真正创造者。
时间也是世界万物的唯一毁灭者。
积土成山，要靠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到产生出高贵的人类，靠的也是时间。数百年的作用足以改变一切固有的现象。
假如我们赋予蚂蚁足够的时间，它也能把勃朗峰夷为平地。如果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具有了信徒赋予上帝的权力。
同样的，对于群体的信念来说，时间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即使是民族这样重要的因素，也要在极大程度上仰时间的鼻息，没有足够的时间，人群是无法聚合起来形成民族的。
时间引起一切信仰的诞生、成长和死亡。它们因为时间而获得力量，同时也因为时间而失去力量。
具体而言，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酝酿起来的，或者它至少为它们准备了生长的土壤。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能实现于另一个时代，原因就在这里。
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从而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它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它们都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
这样看起来，信仰与思想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然而也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席卷整块欧亚大陆的十字军狂飙的出现就绝非偶然。面对潮水般的基督教朝圣者，圣城耶路撒冷的官方颁布了一个苛刻的法令：每个进入圣地的朝圣者，都必须缴纳一个金币的税。
这个规定让那些千辛万苦而来的朝圣者愤怒至极，然而却毫无办法。穷困潦倒的人群在耶路撒冷城外久久徘徊，直到有一位富裕的信徒用马车载了一大堆金币来解救他们，替他们交了税才得以进城。对于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来说，朝圣者成为了他们的滚滚财源。
面对不断涌入圣城的朝圣信徒，当地统治者唯恐自己被这些人挤出城外，于是就在朝圣的路上设下种种障碍，以各种方式来迫害朝圣者：抢劫、鞭打、连续几个月被关在城外、被迫缴纳一块金币的入城税。这样的情形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双方的矛盾不断加深，火药桶已经濒临爆炸的边缘。
终于，一位名叫彼得的隐士历经磨难赶到耶路撒冷，受到了种种虐待，这让他义愤填膺。返回欧洲后，他到处演讲，历数东方世界的邪恶，声泪俱下地讲述基督徒在圣地所受的虐待，最终使得教会做出了“解放圣地”的决定。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长达一个世纪的情绪积累，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在仓促之间有此决定。而如果没有几个世纪的杀戮与牺牲，西方的民众也绝不会意识到这样的集体狂热有多荒谬。
因此，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变化，应当让它自由地发挥作用。
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才能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而这些等待的时期往往是极为动荡的。
正因为如此，面对今天群众可怕的抱负以及它所预示的破坏和骚乱，我们深感不安。要想看到平衡的恢复，除了依靠时间，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5）第四条导火索：政治和社会制度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制度能够改革社会的弊端。
各种社会学说都有同样的看法：改进制度与统治可以为国家带来进步，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
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些看法乃是一系列严重的谬见。因为制度与制度之间，根本不存在好和坏的区别。
我们知道，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
我们又知道，观念、感情和习俗是相当稳定的东西，绝不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
这样一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就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
既然制度和政府都是民族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创造某个时代，只能被这个时代所创造。
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民族性格，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他们要怎样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
现在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既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好制度，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坏制度。而各种制度也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
正因为如此，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
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来得民主，因此共和国的人民也就要比君主国的人民幸福。可实际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至今还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下。反倒是拉丁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