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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意见确实会改变，但那只是暂时的现象。
一切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文学的历史，似乎都证明了事情就是如此。
作为例证，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看一下在1790到1820年这30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原本忠心拥戴波旁王室的群众，忽然在一夜之间由保皇派变成了最坚定的革命派。当拿破仑出现之后，他们又开始追随他，妄图将法兰西的旗帜遍插欧非两洲，从而成为了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随着拿破仑的垮台，重新变回了君主制的支持者。
在宗教问题上，法国民众在这段时间从天主教倒向了无神论，将上帝抛弃得一干二净。随着科学上不可解释的事情逐渐增多，他们又倒向自然神论，进行着原始的自然崇拜，而最后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
这样的变化不只发生在群众之中，甚至发生在他们的领导者中，就连那些最高层的议员和革命领导者也不能例外。
我们吃惊地发现，那些国民公会中的要人，曾经是国王的死敌，他们既不信上帝也不信君主，到最后竟然会变成拿破仑恭顺的奴仆。而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这些人居然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中间。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群众的意见又发生了无数次变化。即使在国际关系方面，也是这样。
在本世纪初，那些曾经与法国发生过两次战争，被法国民众痛声斥骂为“背信弃义英国佬”的英国人，忽然又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友好邻邦、最值得信赖的盟国。而两度遭到法国入侵的俄国，怀着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人内讧不已，最后也变成了法国人的盟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的领域，这种意见变化更为迅速。诸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怀疑主义等各大流派轮番登场，生灭不息，［小说网·。。］一位昨天还受尽吹捧的艺术家或作家，可能在第二天就会被人痛加责骂。
假如我们对这些表面的变化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一切与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违背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就像一条分叉的逆流，最终还是会回到主河道一样。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6）缭乱的当代形势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里面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原因。
第一点原因，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影响力。
因此它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称雄一时的短暂意见。由于那些传统信仰的衰落，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便得以百花齐放。
第二个原因，群众的势力在不断增长。
由于政府的软弱无能，群众势力越来越没有制衡力量。这使得我们已有所了解的群体观念的极其多变这一特点，得以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
第三个原因，由于报业最近的发展，使得它们不断地把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它。
由于有这三大原因的存在，群众的意见层出不穷，其变化的速度也令人目不暇接，从而使得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空前的缭乱态势。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每出现一种个别的意见，总是会出现一种对立的意见。而当它开始产生暗示作用的时候，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
有了这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其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最终使它们全都成了过眼烟云，以至于一种意见甚至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来不及成为普遍意见，往往已经寿终正寝。
就在过去的时代里，政府的政策、少数作家和寥寥几家报纸的影响，常常能够成为民众舆论的导向，而在今天，这种影响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作家已经丧失了全部的影响力，他们一个个地沦为卖文为生的普通劳动者。
报纸出于经营需要，真正地做到了百家争鸣，然而这就意味着，它们只会把形形色色的意见印在纸上，却拿不出一个自己的观点。
对于政府来说，政客们别说是引导各种意见，就是追赶意见还怕来不及。政客们琢磨不透某种意见究竟会引发什么后果，这使得政府开始害怕来自民间的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极度的恐惧，这使得政府的政策不能稳固，往往飘忽不定。
由于缺乏引导与制约，群体的意见开始左右社会风气，左右人的行为准则，左右政府的政策运行，甚至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已经发展到了一种空前的地步，竟然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
比如说，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几乎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当德国人大肆造舰，几十艘万吨级战舰航行在大西洋时，法国民众对此大感恐慌，一封封信函如雪片般飞往政府内阁，一场场的集会在全国各地举行。这种舆论迫使政府急急忙忙地调整了战略，通过与俄国结盟，使欧洲的整个格局发生了改变。
目前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就连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也同意接受记者的采访。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当社会上出现一条大新闻后，王室和教皇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表明意见，仿佛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交给群众评判。
我们常说，在政治事务上不可感情用事，过去这种说法也许还算正确，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多变的群众冲动的支配，而群众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支配时，这种说法恐怕就很难再成立了。
（7）媒体的堕落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媒体正在堕落。
这种所谓的堕落，并非说这些媒体都在道德方面走了下坡路，而是说它们正日渐变得人云亦云起来。
在过去的时代里，作为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媒体掌握着丰富的信息来源，同时也以其学识和理性，担负着引导意见的作用。然而，它却在逐步丧失自己的影响力。
和政府一样，报纸在群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卑躬屈膝，看不到一点自己的立场。
当然，在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后，报纸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只不过是因为它成了群众意见的传声筒，或是群众情绪的晴雨表。
当报纸只能提供信息的时候，它就放弃了自己的地位，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可能。
于是，报纸便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出于和其他报纸竞争的需要，它只能大幅度扩充版面，加大信息量，尽量使每一个读者都能在报纸里找到自己支持的观点，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
在过去的时代里，曾经有一些稳健而又不失影响力的报纸，比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它们曾被上一代人当做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
如今，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评论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可以做到恶语中伤，但决不能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同样的，这些报社也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评或个人意见上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它们便采取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命运也许会降临到戏剧评论的头上。
在今天这个时代，政府和报社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密切关注各种意见上，这已经成为了它们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
这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群众的想法更为多变，一件事情可能今天还会得到褒扬，第二天就会遭到群众的痛骂。
（8）历史观的消亡
我们可以在此得出结论：现代人的历史观正在逐渐消亡。这指的是他们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很难秉承一个长久的标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由于没有一种能够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最后的结果就是极度的分裂。
这种分裂波及到所有的方面，比如说，人们对于一切社会秩序，都存在着至少两种极端分歧的信念；更有甚者，如果一件事情不明确地触及他们的直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