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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智，1985年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获农学学士学位，1988和199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留校任教至今，主要从事农业政策分析、农业技术创新经济学的研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系副主任，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近年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发表《制度创新与中国农村城镇化》、《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透视》等著作13部。
内容简介
“小城镇，大战略”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一句口号，他充分体现了小城镇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本次讲座中，孔教授就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阐述。
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绩效评价和发展前景预测。孔教授以详实的是数据比较，说明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发展滞后的现实，并指出由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带来农民收入的减少，而要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关键的出路就在于“把农民变成工人”，减少农村人口数量，而这就有赖于小城镇的发展。
第二个问题，就是小城镇在我国城镇化战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孔教授认为小城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小城镇的发展为我国近年来城镇化率的提高做出重要贡献。另外，小城镇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三个问题，就是现阶段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途径。孔教授认为，现阶段我国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小城镇规划不合理，存在着严重模仿大城市的现象。在孔教授看来，小城镇的建设应该能体现出小城镇的文化特色和乡土特色。
在节目中，孔教授还和现场观众就关心的问题展开对话。
全文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小城镇 大战略》。
由于城市和城镇的混用，城市化和城镇化在内涵上的区别也不十分明显，有的著作还称为都市化，相对应的英文都是合成词Urbaniza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西班牙工程师A。Serda于1867年提出，到了20世纪，已为全世界所接受。本研究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使用城镇化这一概念较为贴切。
对于城镇化的含义，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人口学理论认为城镇化是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地理学理论认为城镇化是农村地区转变为城镇地区的过程，是一种在地域空间上的转换；社会学理论认为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生活方式向城镇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的城镇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从经济学角度看，城镇化则是由农村自然经济转变为城镇所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即是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上述不同学科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城镇化的本质特征，而城镇化现象，实际上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的有机组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而引起的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居住方式变革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即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农村区域的不断减少，城镇区域的不断增加，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城镇数目的不断增多；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观念不断更新，并影响到农村地区，带动着农村居民在生活方式上向城镇居民的靠近；农村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由小生产逐渐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
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既包括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即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比重的上升，农村人口数量的减少和比重的下降，也包括人口观念的转变和质量的提高；既包括总人口在城乡比例上的变动，也包括由此带来的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即农业份额的下降及二、三产业份额的上升；既包括劳动力向城镇聚集的过程，也包括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镇流动的过程；既包括乡村的城镇化，也包括城镇自身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即“城镇的城镇化”。可见，城镇化不单纯是人口及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单纯的劳动力流动，必然带来“城市病”的发生。
中国城市化进程起步于建国初期，回顾近50年的城市化历程，人为“抑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各个时期的共同特征。传统时期自上而下的城市化通过城乡隔离的二元制度的构建来强制阻断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结果使得中国城市化在建国以后的30年中发展十分缓慢，人口城市化率仅从1952年的12。5％上升到1977年的17。6％，年均只提高0。2个百分点。强制“抑制”式城市化把农村人口限制在有限的农村土地上而把农业资金大量抽出，造成了中国城市化发展受阻而工业化和非农化却快速推进的不均衡局面。1952~1978年，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率只提高了5。4个百分点，但同期中国的工业化率和非农化率却上升了26。7和22。4个百分点。改革以来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把中国城市化带入了快速推进的轨道，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整体的城市化进程，并逐渐弥合了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和非农化进程的差距。1978~200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上升了12。5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796个百分点；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幅度从26。4％下降到8。1％，下降了18。3个百分点。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的局面绝非一日可破，时至今日，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局面并未根本扭转，滞后程度仍然较为严重。2000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8。1个百分点，滞后于非农化47。9个百分点。而如果把中国城市化放在世界整体城市化进程来考察，其落后程度更是极为明显的。1997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比低收入国高1。9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数低16。1个百分点，更不用说与中等收入国和发达国家相比了。
城镇化滞后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社会经济效应。首先，形成和固化了城乡产业—就业—收入与消费结构的长期失衡态势。1978年，农业部门以70。5％的从业人员创造了28。1％的生产总值，而非农部门却以29。5％的从业人员创造了71。8％的生产总值，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产业—就业结构总偏差为84。8％。1997年，中国的产业—就业结构偏差虽然有所缩小，但仍保持在62。8％的较高水平。产业—就业结构的过大偏差，使得农业部门的回报率（农业产值比率除以劳动力就业比率）相对过低，1978年为非农部门的1/6。25，1997年虽有所上升，但也仅为非农部门的1/4。41。回报率的低下直接限制着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长期以来，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一直维持在不到城镇居民一半的较低水平，消费水平只大体保
持在城镇居民的1/3左右。并且，从近几年情况看，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有扩大的趋势。其次，使我国在人均消费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过早地遭遇了工农产品的买方市场和经济过剩。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买方市场和产品过剩与城镇化水平过低有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是农民收入增速趋缓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再次，对农业部门的发展造成了诸多方面的限制和约束。城镇化水平过低使农业市场难以有效启动，限制了农业市场扩大的可能空间；农业人口过多使农业竞争地位低下的状况难以真正扭转。最后，限制了农村人口的转移，使农业内部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我们估计，我国现有的农业劳动力约有1/3处于隐性失业状态，总量达到1。5亿左右，今后每年还可能产生800万左右的剩余劳动力。如此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仅靠农村内部是不可能全部消化的，必须从农村走向城镇，实行异地转移。
国内外实践证明，城镇化水平提高可以通过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城镇人口的方式有效解决工农两大产业间的利益失衡问题，扩大农产品市场的空间范围，提高农民的相对和绝对收入水平。根据未来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运用经济计量模型估算出2010、2020、2030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可能分别达到40％、50％和60％。如果按照我们估计的城镇化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每年可以多吸收100万剩余劳动力，则2003年前后由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充分吸收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以后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不断减少，估计2030年以后才有可能实现劳动力增加和就业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