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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处处被矛盾的“应该”所驱策着，因此表现得活像是只被捕关在笼中的鸟儿，烦躁不安地鼓翼后翅一般。退却型的人，并不会显得无精打采，但却缺乏进取心，而且在身体或精神方面的表现也很迟钝。他可能变得拖拖拉拉的，或不得不将每件他必须做的事记于备忘录内，以免忘记了。此外，还与自谦型全然相反的，只要他一做自己的事，此种现象就会完全逆转过来。
譬如，有位医生在医院中只有靠备忘录的帮助，才能克尽职责，他必须将每位即将接受检查的病人，每次该参加的会议，每一份该写的书信或报告，每一要开处方的药名一一记在备忘录上。但在他下班后，却是极积极、主动地念自己有兴趣的书，弹钢琴，写有关哲学方面的文章，他生气盎然地做这些事，而且能享受其中的乐趣。像这样，在他的私房内，他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存在而正常做事。同时他确切保有真我的完整性，很明显的是，只当他与世人隔绝时才能如此地正常。他并不期望成为有成就的钢琴家，也不想出版他的作品。
此种类型的人愈加反叛顺应期望，则他愈会倾向于减少任何与别人合作或为别人而做的工作，并减少任何需有特定时间表所限制的工作。他为了做自己喜爱的事，而将生活标准限制得很低，假设他的真我在较大自由的条件下足以活跃成长，则此种演化便可能让他完成建设性的工作。于是他会发觉到创作性表现的可能性，然而这需依其所具有的天赋而定。并非人人都要离家去航海，都做个高更。若无此种适宜的内在条件，则危险会由是而生──他将成为一个道道地地狂暴的个人主义者，而乐于做些意外的事情，或乐于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对肤浅生活这类型的人而言，工作往往不成问题，它通常都会带点败坏的过程的成分。奋力争取实现自我与实现理想化的自我，不只被抑制，而且也被舍弃了。因此，工作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他并无发展天赋潜能的那种动机，也无追求崇高目标的激力。工作变成一种不可避免的灾祸，它中断了“良辰美景”。有时他可能会完成工作，只因为他一直期待着要做，虽然完成了，但并无参与的味道。有时工作也可能变成只是一种为获取名利、权威的工具。
弗洛伊德发觉表现在工作方面的心理症障碍是屡见不鲜的，同时在分析治疗中，他为了使病人“能够”实践他的目标而认识了这些障碍的重要性。但他认为此种能力不应与动机、目标、工作态度混为一谈；也不应与工作完成的条件及做做工作的特质相混。因此他只看出工作过程中的明显干扰或冲突，由此讨论所得的结论，其中有一项乃是“此种正视工作困难的方式太过于形式主义了”。只当我们考虑已提过的一切因素后，才能了解那种既存障碍的广大性，这只是换成另一种说法而已──工作上的特点与障碍乃是（而且不得不是）整个人格的表现。
当我们详细考虑工作中所涉及的一切因素后，还会发现有其他的因素存在。我们知道，欲以一般的方法去思索工作方面的心理症障碍是不正确的，亦即只思索发生于“心理症本身”的障碍是不对的。就像我一开始就提到的，只不过是有一些谨慎的、有限制的、有条件的概述才会导致一切的心理症。除非我们就无法正确加以了解的那些个别特殊的障碍，每一心理症构造都会产生个别的特点与困难。此种关系乃是相当明确的，因此当我们知道某一特殊构造时，我们──几乎──就能预知所可能发生的障碍的特性为何了。同时，因为在治疗中我们是针对特殊的心理症个人，而非“所有的”心理症患者，所以此种精密性不只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察出个别的困难，而且也能更完全地了解了特殊的困难。
要将许多工作上的心理症障碍所引起的痛苦表达出来，是不容易的。然而，工作上的心理症障碍，并非全都可以引起意识上的痛苦；许多人甚至还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已发生了困难。这些障碍必会引起正常人精力的徒费：在工作过程中浪费精力；不敢做适合自己能力的工作，也是一种浪费；无法开发自己的机智；所做的工作（作品）其特质已遭到损害。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在他生活的重心方面，他无法满足他自己。此种个人的损失若数以千计地出现，则工作上的障碍对人类而言将是一大损失。
虽然我们可不用再争论此种损失的事实，不过仍有许多人会被艺术与心理症间的关系所困扰，说得更清楚一点，亦即被艺术家的创造力与他的心理症间的关系所困扰住了。他们会说是“姑认心理症一般会导致痛苦，特别是在工作方面会导致痛苦吧──然而，这不是艺术创作所必备的条件吗？那大多数的艺术家不都是患有心理症了吗？如果艺术家被分析的话，那它不就反会减缩，甚至破坏他的创造力吗？”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分开而详究所涉及到的元素，至少我们会获得一些了解。首先，几乎是无疑的，个人拥有的天赋本身与心理症并不相干。近代的教育成果，已经显示出大多数的人若经过适宜的激励都能绘画，但非人人都能成为雷姆卜兰特·雷诺，这乃是意味着虽然天赋优异，但不见得必会自己表现出来。就如这些试验一样，无可怀疑的，心理症必大大地妨碍了天赋的表现。一个人愈不自知（神经过敏）的话，则愈不被威迫，愈不会奋力去顺从别人的期望，愈不会需求正当或完美，也愈能表现出他所具有的天赋。分析的经验详细地显示出，心理症因素乃是“创作”的一大障碍。
至此，对于艺术创作的过份耽心，可能会引起不明确地思考或低估了天赋的分量，就是低估在某一特殊环境下艺术表现的能力。然而，我们又开始会想到第二个问题：姑认天赋本身真与心理症无关，那艺术家的创作力不就是心理症的状况吗？回答这问题的途径在于更明白更确实地，洞悉哪种心理症状况可能会有利于艺术的创作？明显的自谦倾向对创作显然是无益的，其实，具有此种倾向听人根本就不会对创作感到兴趣。他们相当清楚──极痛切地，就如刻骨铭心似的──他们的心理症已剪去了他们的双翅（削减了他们的能力），阻止他们使他们不敢表现自己。经由分析后，只有那些具有明显夸张驱力的人以及退却型中的反叛类型，才会害怕失去他们的创作力。
他们真正害怕的究竟是什么呢？就我的说法，他们乃是觉得纵使“需要胜利”（征服）也算是心理症的话，它也仍是一种驱力，而能带给他们创作上的勇气与热诚，而使他们能克服一切创作中所遇到的困难。或者，他们会觉得只当他们摆脱他们与别人间的束缚，或严厉拒绝受别人“期望”的烦扰时，他们才能有所创作。他们（潜意识地）恐惧那种稍微离开神圣的胜利感。于是他们会用自疑来压倒自己，使自己陷于自卑之中。或者，就反叛型而言，他们会觉得除了陷于自疑外，必会变成百依百顺的自动器，因而失去了创作力。
这些恐惧都是可理解的，因为就实际的可能性的意义而言，他们所恐惧的另一些极端想法也同时存在于他们心中。不过，这些恐惧都是根植于错误的推理过程的。有些病人依旧深陷于心理症的冲突中，而只能“或这或那”（游移不定）的思考，无法想出真能解决冲突的方法，这时在这些病人中，我们可以发觉到他们的情绪就在这两种相对的极端间来回摆荡着。如果分析能适当地进行，那他们必定会发觉而且体验出自卑与顺从的倾向，但这种态度并不会长久存在着，他们必能克服存在这两种极端中的强迫性成分。
这时，更深入的争执又会发生了，这问题更具思索性，而且比其他的问题还都重要；假设分析能解决心理症的冲突，而使人变得更快乐的话，那它不也就同时除去他内心过多的紧张性；而使他变得只一味满足“现状”，是不是会因此而失却创作的内在激力了呢？此一争论具有双重的意义，二者都不可轻率地忽略掉。它包含一普遍的争论，是不是艺术家都需要有内在的紧张性或痛苦，来引起他创作上的激力呢？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完全真确──但是，即使这是真确的话，我想一切痛苦也不见得一定都要来自心理症的冲突吧？我认为纵使没有心理症的冲突，生活中本就也满布着痛苦的，尤其对艺术家而言更是如此，因为他对美丽与和谐、对痛苦与不和谐具有着超凡的敏感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