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理论》“在1871年并非是惟一首创的，尽管它在1862年已经形成了……”这是因为可以设想的理由：“有一些经济学家（著名的有瓦尔拉斯和马歇尔）在1871年正在草拟带有x和y，△和D的方程式。”不过，凯恩斯还是赞誉杰文斯的“第一篇论文以一种最终的形式表述了基于主观估价的价值理论。”凯恩斯认为马歇尔对杰文斯的《理论》的评论是“不冷不热和嫉妒的”，还认为马歇尔在《原理》中是带着“几分嫉妒谈及杰文斯的”。在考察了马歇尔和杰文斯的关系之后，凯恩斯对马歇尔关于独立发现的要求既未表赞成也未表反对。他说：“的确，认为杰文斯可能从马歇尔那里借重了什么，这是荒谬的。不过，在往后十多年（1879年后）期间……‘马歇尔在1869年的演讲中提出的东西’在别人的著述中还是一种禁忌。在后来的岁月中，马歇尔对他对杰文斯缺乏起码的同情、评价有欠公允感到有些不安。
在凯恩斯关于杰文斯的论文发表之后进行的讨论中，皇家统计协会的一些成员注意到杰文斯和马歇尔的关系问题。杰文斯之子说：“凯恩斯先生非常公平地论及马歇尔和我父亲的关系”。但是他又指出他对凯恩斯的一个观点不敢“苟同”。他拒绝了凯恩斯关于他父亲和马歇尔走在一条路上的说法，他说他父亲属于起自边沁、中经西尼尔的“心理经济学派”，而马歇尔则继承了穆勒的观点，后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思想流派”。
Ⅶ
马歇尔本人认为他自己首创了边际效用思想，并公开暗示了这一点；不过他也仅此而已。即使在他对杰文斯《理论》的评价中，马歇尔也是想让读者相信，当他介绍边际效用问题（他称之为“熟悉的真理”）时，他已经懂得边际效用了。马歇尔在《原理》第一版说，他借用了杜能的“最终的”一词，不过他“逐渐相信边际这个词更好”。这种说法让人难以置信，第一，杜能根本没有用过与“边际的”同义的德文字。一定有人提请马歇尔注意这个错误，马歇尔在《原理》第二版才予以纠正，而且作了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边际的’增量一词同杜能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我就受到他的启发，虽然他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他接着又抱歉地指出“第一版的这个脚注有一个错误的说法，即‘边际增量’这个词和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杜能”。第二，《原理》第一版的上述说法同下述事实也不符合，即马歇尔在1879年的《工业经济学》中曾称“最后的效用”是一个“巧妙的措辞”，这至少意味着他在一段时间里并无惋惜地坚持采用了杰文斯的表述。在这个争论点上，马歇尔的记忆力不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给他帮什么忙。
《原理》再版还有一个说法可能被解释为马歇尔要求承认他以前已经使用过边际效用的概念。在谈到消费者租金（这同他首次运用边际效用思想有关）时，马歇尔说：“消费者租金概念是本作者在古尔诺、杜能和边沁的影响下，经由研究供给和需求的数学方面而提出来的”。《原理》第三版（1895年）保留着这句话，但第四版（1898年）删去了。假如这是一种要求的话，则马歇尔所依据的仅仅是对2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情（缺乏事实的证明）的回忆。他显然不应基于对久远时期的回忆来推定思想起源上的优先权。
所有上述要求都可不予考虑，尽管它不是无意的；马歇尔在通信中以不同的措辞再次重申他在1869年讲授过边际效用理论，他1883年给瓦尔拉斯的信中说：“不能说我接受了杰文斯的‘最后效用’学说，我在他的书问世之前已在剑桥公开讲授过它，不过我用的是另一个名词：‘终点使用价值’。在古尔诺的指引下我已预见到了杰文斯著作的所有基本点，并在很多方面超过了他。因为我想对我的学说的实践方面进一步加工，所以我没有急于发表它。”马歇尔在这里直率地表露了他在公开场合从未提出的要求，但我们对马歇尔的记忆力，特别是对他记得曾用“终点的”或“终点使用价值”代替“最后效用程度”，我们该相信到什么程度呢？这特别是因为杰文斯在《理论》中使用“最终的”这个词是用来解释“最后程度”的。杰文斯说：“我可以说，这种不同的价值感情也许同最后效用程度是一致的。亚当·斯密常说的使用价值是一种商品对我们的总效用，他所说的交换价值则可解释为‘终点效用’，即我们或其他人想占有更多剩余的欲望。”马歇尔本人根本没有用过“终点使用价值”或“终点效用”这些词，任何时候任何一篇文章都没有用过。在1872年评杰文斯《理论》的文章中，马歇尔用的是打引号的“最终效用程度”。在《国内价值纯理论》和《工业经济学》中他的说法简化为“最后效用”；在《原理》初版中也是如此；他还把它同“边际效用”一起使用。
在同其他人的通信中，马歇尔常常提起他同杰文斯的关系问题，但都不如他同瓦尔拉斯的上述信件说得那样直截了当。例如，马歇尔在给克拉克的信中说，他是“从杜能的Grenze（界限、限度）得到‘边际的’一词”，而且他“可能在1869年或1870年”即已读过杜能的书。马歇尔可能正确地回忆起30多年前的某一时间读过某一本书，但他不可能正确地把他使用“边际的”一词归功于杜能的Grenze，理由已如上述。他似乎忘记了早些时候他对这一错误说法的更正。马歇尔在1908年给克拉克的另一封信中说：“我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在1867－1870年间已经完成，杰文斯的著作一出版，我就看出了他同我的观点的异同”。马歇尔对这里所说的“效用”末加解释，但无疑是想暗示他在发现边际效用思想方面也是有份的。
差不多在致信克拉克的同时，马歇尔对科尔松说了同样有趣的话：“杰文斯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于1871年问世前，我已经以数学（虽然不是以英文）制定了我现在体系的基本框架。我的数学注释XXI涉及我的概念；但是前面的大部分注释（特别是注释XIV－XX）实际上是几乎同时引申出来的。”注释XIV－XXI在《原理》各卷中差别不大，但是都没有论及效用；它们所提供的是供求分析的框架（就像他的《国内价值纯理论》一样），而没有分析效用。马歇尔论及效用问题的注释是在他特别提请科尔松注意的那些注释之前。
马歇尔于1896－1900年间给塞利格曼的信件大体也是这个意思，而且效用问题也只是经由与有关论题相关的暗示才提出来。在否认他的著作和弗列明·詹金的著作之间的联系方面，马歇尔1896年4月6日对塞利格曼说：“下述一点无关紧要，但确是事实：我仅仅借重于古尔诺，而不是詹金或杜皮特。他在爱丁堡宣读他的论文的前一二年，我已在我的讲授中提出了我的理论的主体；而在他宣读论文之后不久，我即在剑桥宣读了一篇论文，我在该文提出了我在论垄断的那一章出现的曲线。”马歇尔在这里对他早先提及的早期讲义作了同样的说明，但也没有特别提到效用。刚才提到的“在剑桥宣读的论文”并没有提到效用，只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用数学方法（特别是图解法）来表述的供求价格分析。马歇尔可能从詹金的上述两篇早期论文中汲取了不少东西，但后者均未运用效用。马歇尔对詹金的经济著述早就熟悉了，在他1872年评论杰文斯的《理论》时已经提到了他。
马歇尔在给塞利格曼的另一封信中重申了他关于其早期讲义的说法（1900年4月23日）。在谈到他的《国外贸易纯理论》和《国内价值纯理论》时，马歇尔说：“它们的主体，早在杰文斯的《理论》问世之前就已经在我早期的讲义中提出来了。”马歇尔于同年在给塞利格曼的另一封信中又一次提出，他在1871年前已经运用了边际效用思想，虽然像过去一样他在这里小心翼翼地回避直接涉及优先权或效用。很可能塞利格曼要马歇尔评论一本书，所以马歇尔说：“我一直不习惯写评论，我生平只写过一篇评论即对杰文斯《理论》的评论，那是在该书初版问世之际；我所以要写，是因为英国没有人对该书的课题作过系统研究。”也许这有助于说明马歇尔在1871年前的整个时期没有写什么东西；而他1890年前的全部著述讲到效用的只有三次：一次是评论杰文斯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