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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假定某人只有5件物品，无疑这五件物品将被分配给10，9，8，7，6这5个机会；最后这个数字（它碰巧属于第一个生产部门）是真正的边际效用，并决定商品价值，而在第二个部门中以5表示的下一个机会，按照我们的公式一定会变成‘虚假的边际效用’”。
不消说，别人是不会用他的“虚假的边际效用”这个词的。
Ⅵ
庞巴维克从未研究效用的测定问题，他在大多数场合都是讨论数量的序数方面。不过他的这种限制主要是想以尽可能简单的术语来表述他的分析，而不是出自认为基数方法不适宜这种场合的看法。从下面的句子可以看出他遵循效用衡量序数论的意图：“大家知道，我们的需求在重要性上是极其多样化的。我们通常习惯于按照如果得不到满足对我们的福利带来后果的严重性来对它们加以排列，”他区分了不同等级的物品：“‘饮食需要’远在烟草需要之上”。他还对一个特殊等级之内的不同项目物品加以区分。庞巴维克对效用和地形之间的类比，表明他通常限于作序数的比较。他说：“这很像一位地理学家在一个时期是按山脉的高度来排列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和哈尔茨山脉，而在另一个时期却是按照它们的个别山峰来排列一样。”他接着谈到了“分类”。他按照门格尔的方法列了一张表，标出了对各种物品的所有单位的数字。不过，这些数字对消费者的选择只起一种指导作用，并未告诉他所获得的效用量。庞巴维克的这个表以及其他的地方表明，一个消费者对某物品的每一增量的估价低于他对前一单位的估价（边际效用递减），他也就开辟了通向基数测定的道路。但也到此为止，因为他并没有要求消费者真的去计量基数量。
事实上，直到谈及补全物品问题时，他才离开了序数观点。他感到不得不从基数上去研究代表边际效用的数字。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对这些数字的使用与以前已经有所不同。他假定：“A，B，C三个物品组合起来的效用是100，A本身的边际效用是10，B本身的边际效用是20，C本身的边际效用是30……”这显然是一种新调子，它不同于庞巴维克先前举出的等级数字。庞巴维克表明他也是有区别地看待它们的，因为他立即开始把它们加减，以便得出补全物品的价值，这些做法表明他不再限于仅仅使用序数尺度了。
Ⅶ
庞巴维克在大多数场合不需要在个人之间比较效用，因而人们通常以为庞巴维克认为这种比较是不可能的。的确，他没有说过在通常情况下某物品对某人的边际效用会超过同一物品对另一人的边际效用。但他承认收入的边际效用对富人和对穷人有所不同。请看他对如下普通常识的观察：“我们很难比较以下两种人的心态：一个贫穷职员在月初领得全月工资5镑，可能在回家的路上把它遗失了。一个百万富翁也丢失了同样数目的钱。对前者来说，遗失5镑就意味着他一个月的极度痛苦，而对后者来说却无关紧要。”
庞巴维克还比较了他自己的价值论和广泛流行的完全对立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成本以某种形式决定着物品的价值。他遵循门格尔已经开辟的道路，而且从维塞尔的精深研究中获益匪浅。他指出对于那些只能制造一种特殊物品的生产要素来说，其价值无疑决定着这些生产要素的价值或成本。他的结论是：“托考伊葡萄酒不会因为有托考伊葡萄园而有价值；应当说，托考伊葡萄园有价值，是因为托考伊葡萄酒有极高的价值。”但是，在某个单一要素可用于许多不同消费物品时，“就出现了相反的现象，但略加思索就不难发现这不过是表象罢了。”在这种场合，成本符合于该要素在任何一种产品上所产生的最低边际效用。“正像月亮反射太阳光于地球上一样，多方面的成本把它们从边际产品那里取得的价值反映到它们的其他产品上去。”
Ⅷ
庞巴维克在价格决定问题上是遵循门格尔观点的。在他的分析中，买者和卖者各自怀着他们心目中的价格来到行情变得不定的市场。他们只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才来交换的。在这里依据效用来进行的交换分析，应当服从于根据边际效用和价格来估算的效用或收益的最大化这一必要条件。但是庞巴维克像门格尔一样没有作出这种分析。庞巴维克当时对杰文斯的《理论》的内容已经有所了解，他对瓦尔拉斯的《纲要》也可能已有所闻，但他在价格研究中根本没有跟着他们走。
由于有这种局限，因而庞巴维克的价格分析同他的价值或效用分析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事实上，“边际效用”一语在他的价格研究中不过偶尔出现，而且没有起多大作用。首先他把这种联系限于类似性，在他的分析中，边际既决定价格，也决定价值，“但是”，他结论说：“这种类似性并没有全部说明价格与主观价值之间的关系。”可是，除了下面这句话以外，他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物品的主观评价同等价物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卖者和买者是否值得参加竞争……”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十八章 奥地利学派的其他成员
Ⅰ
1871到1889年间，奥地利学派的成员，除了该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最著名的门徒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以外，还有9名经济学家。这些影响较小的经济学家中大部分人的生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的经历同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经历如此相似，难怪他们有类似的观点了。这9人中的7人，即古斯塔夫·克鲁斯，约翰·冯·柯莫津斯基，维克多·玛塔佳，罗伯特·迈伊尔，欧根·菲力波维奇·冯·菲力普斯堡，埃米尔·萨克斯和罗伯特·祖克坎德，都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然后有几年不在大学，多在政府任职。他们每人都写过一本书，以取得在维也纳大学任职编外讲师的资格。此后虽然他们仍在政府中任职，但同时仍同一个奥地利大学（通常是维也纳大学）保持联系。他们大部分加入了《奥地利国民经济协会》后来他们又发表了其他一些著作，部分是为了在各自大学的提职：他们每人先被提升为副教授，后来升为正教授。下页的表列出了奥地利学派的12名早期成员中的10人的主要经历。其他两人是鲁道夫·奥斯皮茨和里查德·李宾，他们没有进维也纳大学，未得法学博士学位，末任过编外讲师或教授。他们的经历和背景截然不同。他们同已经提到过的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学家共享维也纳学派成员的资格，仅仅是因为他们大约在同时也住在维也纳，而且对经济学感兴趣，特别是对应用边际效用思想于价值论有兴趣。
奥斯皮茨生于1837年7月7日，比门格尔早几年；李宾生于1842年10月10日，比门格尔晚几年。他们的学业不是转向法学和政治学，而是物理学，因此，当他们开始从事研究时，比其他维也纳经济学家更注重数学方法，在结束教学生涯后他们改而从商，奥斯皮茨还曾从政（进入议会）30年，他于1906年3月8日去世。李宾于1919年11月11日去世。他们都加入过《奥地利国民经济协会》。
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师（ 1871－1889）
姓名
出生
法学博士
编外讲师
副教授
正教授
逝世
门格尔
1840。2。23
1867
1872…1873
1873…1879
1879…1903
1921。2。26
维塞尔
1851。7。10
1875
1883…1884
1884…1889布拉格
1889…1903布拉格1903…1922维也纳
1926。7。22
庞巴维克
1851。2。14
1875
1880
1881…1884因斯布鲁克
1884…1889因斯布鲁克1905…1914维也纳
1914。8。27
克鲁斯
1856。6。12
1878
1884…1898
1898…1920
1932
克莫林斯基
1843
1868
1890…1903
1903…1911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