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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激素的运作模式如何？他们的受体又呈什么状况？”
关于肾上腺皮质醇（2）
但愿这些研究能取得进展。服用药物的代价相当巨大——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依赖药物是件麻烦事。姑且不计算一辈子服药所花费的巨额金钱，只要是一想到，若是没有了这些药物，你就不能再做一个正常、理性的人了，自尊心总会受到损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我戴隐形眼镜，要是没了它们，就和失明无异，但我并不因为对隐形眼镜的需要而感到不好意思（当然要我选择的话，我还是宁愿有完好的视力）。长期与精神类药物为伍，对我而言，就好像不断在提醒我的弱点和缺陷，而我又是个完美主义者，总期望来自上帝手中的事物都是完美无缺的。
一般抗忧郁药物大约在服用一个星期后会开始产生作用，不过我是在服药六个月后病情才得以真正改善。乐复得让我觉得糟透了，几星期之后，我的医生帮我换成克忧果（英文名Seroxator Paxil）。我对克忧果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不过似乎有些效果，而且副作用也比较少。我到后来才知道，原来百分之八十的忧郁症者对药物都有所反应，然而这其中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患者对第一次用的药有反应——无论是任何一种药物。同时，还会产生可怕的恶性循环：忧郁症的症状引起忧郁。孤独引起忧郁，但忧郁也引起孤独感。如果作息失调，你的生活就必然成为一团混乱。如果无法和人交流又没有性冲动，社交生活和爱情尽皆失去，那真是令人沮丧。大部分时间，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沮丧，已经没有哪一件事会更令我难过了，疾病导致我唯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忍受自己丧失了情感、愉悦和尊严。很不巧的是，我生日之后马上要举行一个新书巡回发布会。我必须到各地和各家书店，站在一群陌生人面前大声读出我写的小说内容。这真是一场灾难，但我下决心要撑过去。纽约的头一场新书发布会开始之前，我花了四小时泡澡，后来，一位也曾与忧郁症搏斗过的好友协助我冲了个冷水澡。他不单帮我把水龙头打开，还帮我解决那些要命的麻烦事，像解开扣子之类的，直到洗完把我弄出浴室为止。之后，我到发布会上读书，感觉就好像嘴里沾满了婴儿爽身粉，听不清楚自己说的话，我不断地想着自己要昏倒了，但还是想办法坚持了下来。回家后，我在床上躺了三天。我已经不再哭泣，只要服用足够的赞安诺，就能控制住那种压力。我仍然无法从事一般的日常活动，每天一早从惊慌中醒来，然后花几个小时来克服心中的恐惧，以便让自己下床，不过我已经能强迫自己一天出门一两个小时，和外界环境有所接触。
忧郁症的过程（1）
忧郁症发展的过程很缓慢，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同。一位从事心理卫生工作的女士叙述她自身和忧郁症持续对抗的过程：“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每天都在和它奋战。我在服药，这确实有所帮助，而且我决定不向它屈服。你看，我儿子也被忧郁症所苦，我不想让他觉得因为患有忧郁症就不能好好生活。每天早上起床，我为孩子们做好早餐，之后，有时能够休息一会，有时不得不再回到床上去，但我每天都会起床。每天定时进入办公室，有时迟到几小时，但从不让自己在忧郁的情况下过一整天。” 我们谈话时，她忍不住流下泪来，但仍然坚持继续说：“上星期有一天醒来，情况真的很糟。我打算下床走到厨房，数着每一步，打开冰箱。偏偏所有的早餐食品都放在冰箱的后方，而我就是没办法把手伸到那么远。当孩子们进来时，我就只是愣在那里，瞪着冰箱里面。我真痛恨这样的事实，痛恨自己在他们面前的无能模样。”我们谈着与病魔日复一日的交战：“像凯·杰米森或你，都能够得到很多支持以度过它，”她说：“我的父母已经过世，我又离婚了，实在不知道该向谁求援。”
生活中的事件常会引发忧郁症。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梅尔文·麦金尼斯说：“处在不稳定状况下的人较容易得忧郁症。” 伦敦大学的乔治·布朗也是生活事件研究领域的创建者，他说：“我们认为大部分忧郁一开始时都有反社交性，也都有疾病的实际症状，但大部分的人若处在某些特殊环境下，就会发展成重度忧郁。人们脆弱的程度当然会改变，不过我认为，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本身就具有某种程度的脆弱性了。”根据他二十五年来所做的深入研究，具有严重威胁性的生活事件，是导致忧郁症的重要因素。这些典型事件包括：失去很重要的人、失去了某种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对自我的认知，最糟的是他们因此而感到屈辱或挫折。另外，忧郁症也会被一些正面的事情引发。像有了孩子、获得升迁或结婚，它们可能导致的忧郁和死亡或失落所引起的忧郁是一样的。
传统研究认为，在内因性忧郁症和反应性忧郁症之间有清楚的界线，内因性忧郁症发自于某种内在因素，而反应性忧郁症则是对外界事件的一种极端反应。不过最近十年，这个区分法已经不再适用，因为很明显地，几乎所有的忧郁都混合了这两种因素。耶鲁大学的罗素·戈达德告诉我他自己和忧郁症搏斗的故事：“我用阿莫沙平这种药，但却导致了精神病。”他用迪西卷的情况就好多了。他的忧郁通常因为家庭发生的事件而加剧。“我知道儿子结婚这件事情让我很情绪化，”他告诉我：“任何情绪化的事，不管好的坏的，都会让我失去控制。我得事先准备。我一向痛恨电击治疗法，但还是去做了治疗。然而一点用处也没有。婚礼到来时，我甚至下不了床。我伤心至极，却没有一点办法能让自己到婚礼上去。”这给了家人和家庭关系巨大的压力。“我太太知道她无计可施，”戈达德解释：“她后来知道，就让我一个人独处好了，谢天谢地。”但是家人和朋友通常不这么认为，也很难谅解。有些人习惯对病人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你把一个人完全视为残废，他也就会视自己为残废，如此一来，反而导致他生活能力的降低，结果只会比原本的状况更严重。长期服药这个事实让社会更加无法容忍。“你有问题？”有一次，我听见一位女士在医院里对她儿子这么说：“你吃百忧解看看，克服了之后再打电话给我。”建立一种正确的接受病患的态度是必要的，不只是病人，也包括家人。凯·杰米森有一次告诉我：“家人需要多留意自己，不要感染了绝望的情绪。”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什么时候是忧郁症引发了生活里的事件，相反什么时候是生活里的事件引发了忧郁。症状的起因和症状本身两者界线模糊并相互引发：不幸婚姻引发了糟糕的生活，糟糕的生活又引发了忧郁，而忧郁又导致糟糕的生活，最后又导致不幸婚姻。匹兹堡大学所做的研究表明：重度忧郁一开始发作时，通常和某一生活事件息息相关，但第二次发作，其关联就比较小，到了第四次或第五次，似乎就与具体的生活事件完全无关了。到了一定程度后，忧郁就靠它自身的动力来运作，变得无规律可循。尽管大部分有忧郁情绪的人能克服某些特殊事件，但仍有五分之一的人在经历那些事件后又引发忧郁。很显然，压力使忧郁发作的可能性增高。最大的压力是受到羞辱，其次是失落。对于性格中已经有弱点的人来说，最好的疗方是美满的婚姻，这能够将外在所受的屈辱吸收，并减到最低的程度。“心理转变影响生理运作的转变”，布朗承认：“重点是那个脆弱的点，必定是由外在事件所引起的。”就在新书巡回发布会之前，我开始服用纳威尼，这是一种治疗精神异常的药物，并有抗焦虑的效果，我们期望这种药能让我往后逐渐减少服用赞安诺的剂量。我第二站的目的地是加州，我想我没办法去，或是说无法一个人前往。最后，父亲带着我去，当我服下赞安诺而意识模糊的时候，他把我弄上飞机又弄下飞机，出了机场后直到下榻旅馆。我恍恍惚惚像是睡着了一样，但在这样的状态下，我还能应付这些转变，这在一个星期之前是想象不到的。我知道，愈是想去做事，就愈不会有轻生的念头，所以走这一趟很重要。到达旧金山后，我睡了大约十二个小时。在那里用第一顿晚餐时，突然感到豁然开朗。我们坐在旅馆里一间很大很舒适的餐厅里进餐。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