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员解释，极力希望不会让忧郁症再复发，并解释上次肾结石的事情如何引起之前忧郁症的发作。我答应填妥所有的表格，回答各种问题，包括桑吉巴（地名，现在是坦桑尼亚的一部分）的殖民史，只要他们能减轻那使我疯狂的疼痛。我解释自己曾发生严重的崩溃，并要求他们查看我的档案。花了一个多小时，疼痛才得到药物处理，那时候，他们给了我四倍剂量的吗啡，但对减轻我的疼痛却没有作用。肩膀脱臼是当务之急，可是我却在到了医院的八个小时之后才接受复位治疗。在到达医院后的四个半小时，他们给我氢吗啡酮这种镇痛剂，疼痛才真正缓和了，所以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情况终于略有改善。
在诊疗中，我为了保持镇定而要求精神病咨询。不过当时主管的医生告诉我：“肩膀脱臼是很痛的，而且要一直痛到我们把它复位为止，你要有耐心，不要再这样失态了。” 她还说：“你完全无法自制，情绪冲动，呼吸过速，在你镇定下来之前，我不会帮你做任何事情。”还告诉我：“我们不认识你，”“只能是给你强效止痛药而已，”而且我应该“试着深呼吸，想象你自己在海边，倾听海声，感受脚趾之间的沙子。”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镇定一点，别为自己感到悲痛。在这急诊室里，有人比你的状况还惨。”当我说我了解我得撑过去，但想要在获得治疗前减轻这极度的痛苦，并且我并不这么在意身体上的痛，而是担心精神并发症，他们却说我很“幼稚”和“不合作”。当我诉说我有心理病史，他们又告诉我在那样的情况下，别期待有人会重视我的意见。“我是受过训练的专业医师，我在这儿是要帮助你。”医生说。当我说我是个有经验的病人，知道她现在做的对我而言是伤害，她却告诉我，我从未上过医学院，必须继续认同她的判断才是适当的治疗步骤。
在这家医院的治疗政策下，“我曾患的精神异常性忧郁症会因为极度疼痛而加重”和“在缝伤口之前，先给我一个泰迪熊娃娃”一样被看作荒谬的事，这令我无法接受。在美国的急诊室训练教科书里，并没有教授关于和身体疾病相关的精神治疗方面的问题。在急诊室里，没有一个人具备哪怕一点处理精神疾病并发症的能力。我向他们求救，等于在向鱼贩讨牛肉。
那几个小时我处于剧烈疼痛中，苦不堪言。我觉得身体的创伤是引发精神创伤的主因之一，用这样的方式治疗身体创伤，却使精神创伤发作，那真是医疗上愚蠢的行为。当然，疼痛持续愈久，我就愈精疲力竭；痛处愈是受到过度刺激，情况就愈严重。在氢吗啡酮送来时我已经痛得发昏了。的确，在那间急诊室里，有人的伤痛比我严重，但为什么我们之中有人要忍受毫无道理的疼痛？
在这三天严酷的急诊室经历中，我竟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这是从我第一次严重崩溃以来从未再有过的想法。如果当时没有家人和朋友的二十四小时监护，我身心的痛苦恐怕早已经超越了能忍受的程度，而会去寻求最极端最迅速的解脱方式。树枝和藤蔓的“故事”再度发生。如果你看到地上发出小嫩芽，并认定它将来会长成纠结不清的藤蔓，立刻以拇指和食指两个指头将它拔除，之后就没事了。如果等到藤蔓已经牢牢地抓住整棵树时，那就需要锯子甚至是斧头和铁铲才能铲除，并挖出它的根。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只去除藤蔓而不伤到一些树枝。我通常都能够控制自己的自杀念头，但是就像事后我向医院人员所说的，拒绝治疗病人提出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会使像肩膀脱臼这种小状况变得致命。如果有人说他正在经历痛苦，急诊室人员应当予以适当的回应。在这个国家里，自杀的发生常常就是因为医生的忽视，如同我在急诊室遇到的状况一样，他们对于极度的疼痛（身体的或心理的）都毫不重视。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再度崩溃。前几次的发作，我都会有哭泣的症状，但没有这次严重。我一直哭，光是合成制造这些眼泪，就已经是令人疲惫的事了。流泪过多使我的脸变得干裂，就像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却又做一件简单的小事一样。我还记得自己因为淋浴时发现肥皂用完了而放声大哭，因为钥匙卡在锁眼里两秒钟而哭。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极度困难，比如说，想要拿起电话筒，就像要做四百磅的握推举重似的。而且，我不只必须穿上一只袜子，而是两只，接着要穿上两只鞋子，简直就是想要彻底将我打败，让我想缩回床上去。虽然这一次我没有前几次发作时的严重焦虑状况，但偏执却取而代之：我开始害怕，每次我的狗离开房间时，我就认为一定是因为它不再对我感兴趣了。
这次崩溃有件事特别恐怖。前两次的发作都发生在我未服药的时候。第二次之后，我接受了如果要避免下一次，就必须永久服药的事实。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持续四年每天服药。现在，我发现尽管服用速悦、盐酸丁螺环酮和威博隽，整个人还是濒临崩溃。这又该如何是好呢？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见到一些同样有过一次或两次崩溃经验的人，服药之后情况好转。也遇到有人服用某种药物一年后，再次崩溃，用了其他药物几个月后也同样复发——人们绝不能将忧郁症视为过去式而觉得安全。我原本以为自己属于第一种类型，现在赫然发现自己似乎是第二类。看样子，我很可能已经过了速悦能给予帮助的耐受期——人们的确会对这些药物产生抗性。如果是这样，我将进入一个恐怖的世界。在我的内心，我看见第一年使一种药物失效，第二年又使另一种失效，最后终于所有的选择都用尽。我看到自己的生命中，心理健康已成为不可实现的目标。
我的第三次崩溃（2）
现在我对崩溃时的程序很清楚，知道要打电话给哪位医生和该说什么，知道何时该将刮胡刀片收好并继续遛狗。我打电话给周围的人，直截了当告诉他们我跌入忧郁中。有几个新婚的好友，搬来和我同住了两个月，和我一起度过最难熬的日子，和我谈着我的焦虑和恐惧，讲故事给我听，照料我的饮食起居，减轻我的寂寞——他们是我生命中灵魂上的伴侣。在我最低潮时，弟弟从加州飞来，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面前。父亲也继续照顾我。以下更是我所知的，能够拯救我的一切：快速行动、有位好医师让你倾诉你的心声、清楚地了解你的行为模式、规律的睡眠，以及无论有多厌恶都一定要进食，都要立即缓解压力、运动和拥有持续的爱。
我用最快速度给经纪人打了电话，告知我的情况很糟，并且得暂停我手上这本书的工作。我说我无法预知这场灾难将会如何。“就假装我昨天被车撞了吧，”我说：“我现在在医院里做骨折治疗，并在等X光报告。谁会知道我何时能够再打字？”我服用了赞安诺，尽管那让我变得浑浑噩噩而且站不稳，但我知道假如放任焦虑在我肺和胃里撒野，情况会更糟，我会有大麻烦。我还可以很理智地向家人和朋友解释，但我已处于极度不正常的状态。就好像战时的德勒斯登，一个无法免于被轰炸、被摧毁的城市，只得屈服，在残瓦败砾中留下金光闪闪的残余物。
我甚至会在我的精神科医生所在的医院电梯里狼狈哭泣，我想去问问还有什么办法。不过他的反应让我惊讶，他看待我的情况并没有像我自己认为的那么棘手。他并没有要我停止服用速悦——“你已经服用它这么久了，没有理由现在停用。”他帮我加了金菩萨，这也是一种抗焦虑的精神药物。他加重速悦的剂量，因为他说，若非必要，你不应该随便更换对你有用的药物。速悦曾经有效果，现在也许再加把劲就会再起作用。他减少威博隽的剂量，因为那会让人感到亢奋，而我在高度焦虑的状况下不应该太受刺激。我们不再使用盐酸丁螺环酮这种药。我的精神科医生调整我的用药，加加减减，检视我的反应及自述，以此建构一个“真实”的我，也许那是以前的我，也许有些不同。对于我现在服用的药，我都非常了解，也仔细研读产品说明（尽管开始服用的一段时间里，我避免知道它们的副作用：因为知道了副作用或多或少意味着它也许会发生）。我宁愿相信副作用只是可能性不大的一种“意外”而已。我的治疗师帮助我度过这些像实验般的阶段：他主张坚持到底，让我相信未来会重蹈覆辙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