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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我若是自杀了，就不必修屋顶、割草坪或者洗澡。哦，想想看，不必再梳头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和强烈自杀意念的对话让我相信，企图自杀的念头，可能是这种感觉所促成的，而非我在最低落的忧郁时那种彻底的绝望。这是一条突然闪过脑海的出路，它不一定是郁闷的感受，但可能会发生在不愉快的时候。我也知道那种想要赶走忧郁，但除了自杀之外无计可施的感受。诗人米蕾这么写道：
痛苦，我真必须与你，共处一室
就这么度过一生？——共用我的炉火，我的床铺
共用——哦！最惨的事情！——共用同一个脑袋？
而我喂养自己的时候，也是在喂养你吗？
当苦恼愈来愈庞大沉重，难以负荷，无助带来的疲惫和失去理智思考的能力，逼得你只想斩除痛苦，而不是拯救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和为数甚多的自杀幸存者谈过，其中一位特别令我惊异。我在他因自杀躺进医院后的第二天进行访问。他事业成功、受人欢迎、婚姻美满，住在风光明媚的美国海岸城市郊区，在一家生意兴隆的餐厅担任主厨。他苦于断续发作的忧郁症，但两个月前以药物疗法治愈了，他觉得以后不必靠药物也可以好好过日子。他没有跟别人提到停药之事，但是逐渐地降低剂量，几个星期后就完全停止服药。头几天还不错，但他脑海中不断出现强烈的自杀意念，这些意念与他的忧郁症状没有关系。他还是正常工作，但心里老是不断地自责。终于，他下了决心，坚决地相信世界没有他会更好。他把生活中待处理的事情处理好，安排了后事，接着在某天下午，他觉得时候到了，于是吞了两罐止痛药。事情进行到一半，他打通了电话到妻子的办公室跟妻子道别，好让她了解他自杀的原因，希望她能体谅。她一开始还怀疑他是在开玩笑，但马上就发现他是说真的。通电话的同时，他还瞒着她继续一把把地吞药。最后他因她一直在驳斥他的想法而恼怒，于是说了再见并挂了电话，吞光其余的药。
警察不到半小时就赶到现场。这个人发现有人来干扰他的计划，自己决定出门和外头的人聊天。他解释说他妻子有点神经不正常，造成大家的麻烦让他很愧疚，大家不必为了这点小事赶来。他知道，若可以和警察周旋个把小时，止痛药就会摧毁他的肝功能（他事前仔细做过研究），他心想，就算不能把警察支走，至少也要挡住一阵子。他烧水泡茶请警察进来喝一杯，冷静的态度让他们以为这只是起谎报事件。他的确拖延了警察的行动，但警察说他们必须阻止可能的自杀企图，无论如何要请他去一趟急诊室。他及时接受了洗胃。
访谈进行时，他叙述整个过程，好像是叙述一场梦一样，“我在梦中扮演让人不知该如何是好的角色，但为什么我是这个角色，我也不知道。”经过洗胃之后，他慢慢恢复过来，而且受到惊吓，但他的头脑还是十分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死，”他对我说：“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昨天做的事情是十分理性的。”我们进一步深谈，“我确定这个世界没有我会更好，”他说：“我仔细想过了，我若死了，对老婆会有多好，对餐厅会有多好，对我又是大解放。这就是奇怪的地方，这个想法看起来实在太妙了，太聪明了。”
从自己的妙点子中捡回一条命，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他那天在医院的样子不能形容为神情愉快，与死神的搏斗把他给吓坏了，看起来好像空难幸存者一样。那天他的妻子一直陪在他身边，他说他爱她，也知道她爱他。他喜欢自己的工作。或许是潜意识的什么东西在作用，使他在动手了结自己的当口，打通了电话给妻子，而不是只写份遗书。若真是如此，他心里会舒服些，因为他的理智曾经遗忘了这些东西。我问医生这位病人要在医院待多久，他说起码要等到诊断出他精神的问题出在哪，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也稳定了为止。“他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可以回家了，”医生说：“可是昨天来这里之前，他的模样也是健康得很。”我问这位男士会不会再兴起自杀念头。这问题就好像要他预言别人的未来一样。他摇摇头，用苍白又迷惑的表情看着我说：“我哪知道？”
自杀需要理由吗？（3）
他的迷惑和挫败感在自杀者中十分常见。乔尔·史密斯，一位住在威斯康辛州的男士，曾多次企图自杀，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很孤独。我认识的忧郁症者中，十之八九都有或多或少的孤独感，他们丢了工作，家人和朋友都躲得远远的。我开始有自杀倾向。只剩最后一位护卫——就是我自己——依然坚守岗位，不过，这位护卫太危险了，他开始成为毁灭行为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我母亲自杀的那天，我二十七岁，我了解并且确信母亲自杀的原因为何。她当时在癌症末期。事实上，她是在我父亲、弟弟和我的协助下自杀的，而且当时，我们感受到了家人共处的温暖。我们都相信这么做是明智的抉择。不幸的是，许多自认做了明智抉择——如《最终的出路》的作者德瑞克·汉弗莱和杰克·凯佛基安（曾协助七十多位病人自杀的美国医生）——似乎都认为理智指的是“不拐弯抹角”。要做这种明智的抉择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是缓慢、紊乱、古怪的过程，是极为复杂的纠葛，就像会让人想要结婚的爱情经验一样。母亲的自杀是我生命中的剧变，但我钦佩她的抉择，也相信那是正确的决定。这件事令我十分苦恼，总是不敢想起或谈起它的细节。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否认的事实，无论谁问起，我都得勇敢说出来。但这事实，就像埋在内心里的刺，时时折磨着我。
行动者妄想能够在“理智的自杀”和其他自杀之间划清界线。说穿了，自杀就是自杀——从某些角度来看，无论发生在谁身上，都是鲁莽、凄凉、致命的行为。“最好”和“最糟”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在于本质，而在于程度。理性的自杀一直是流行又恐怖的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叙事者问道，是否有人是头脑清楚地自杀。“很多，”基里洛夫回答：“但以一种偏见来看，会有更多，全都算。”当我们谈到理性的自杀和非理性自杀之间的差别时，我们其实是详细描述自己或社会的偏见。有人自杀是因为他痛恨自己的关节炎，这看起来是他有自毁性格；有人自杀是因为她预料自己无法忍受癌症的痛苦和难看的死相，这看来却可能十分理性。
最近英国法院有项裁决，医院有权违抗一位糖尿病厌食症者的意愿，对她进行强迫灌食和注射胰岛素。病人非常狡猾，曾用计把要注射的胰岛素换成奶水，后来她立刻就陷入昏迷状态。“嗯，这算厌食症？”治疗她的人问：“还是自毁行为？拟自杀？我想这显然是极为忧郁和愤怒的行为。”对那些罹患严重但却不会立即致死的疾病的患者又是如何呢？因阿兹海默氏症或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而自杀的人算是理性吗？是否有一种极端的精神状态，使这个人陷入无药可救的忧郁，在没有其他病痛的情形下理性地自杀？某些人认为是理性的自杀，对其他人而言却是非理性的，但所有的自杀都是不幸的事。
我在宾州一家医院认识一位想自杀的青年，我特别想要向他致敬。他生于韩国，一出生就遭到遗弃，被发现时已饿得奄奄一息，后来被送到汉城的孤儿院，六岁时被一对酗酒的美国夫妇收养，他们常对他施暴。十二岁时，他受到州政府的保护，被送至精神病院，我就是在那里与他碰面的。他受大脑麻痹之苦，下半身完全瘫痪，连说话都十分痛苦而且费力。五年来他一直住在医院里，用尽了所有用在人身上的药物和治疗方式，包括服用各种抗郁剂和电疗，身心的痛苦依旧萦绕不去。他自少年以来就试图自杀无数次，但因为身处医院，总是会获救；而且终日困于封闭病房的轮椅上，很少有适合自杀的独处时机。他万念俱灰，试图饿死自己，可是陷入昏迷时，又被人以点滴喂食。
虽然身体残障使他说话十分费力，但他还是能够有条理地交谈。“活着令我很难过，”他对我说：“我不愿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活在这个世界。我没有生活可言，没有东西让我欢喜或给我带来快乐。这就是我的生活：到医院九号大楼的楼上，再回到没比九号大楼好多少的一号大楼。我的腿很痛，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