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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搬到监视相对宽松的住宅时，我去拜访她。她为我做了个礼物—— 一个天蓝色的鸟屋，背后钉着小纸条，写着：“租约到期。”我们一同到波城一家购物中心里的中国餐馆吃午餐。我们聊到她有一次去纽约看到的表演，聊到她找了份兼职工作，在小餐馆中帮忙做三明治。她曾遭到拒绝，心情沮丧；她曾为可以工作的想法而兴奋，虽然她害怕做收银员和要算钱找零的工作。“我的数学程度只有小学三年级，”她偷偷地说：“太可怕了。而且我能专心的时间很短，像三岁小孩。我想那应该是服药的缘故。”我们聊到她最喜欢的书——《麦田守望者》。我们聊到她曾有过的梦，“我一直梦到大海，”她说：“就像这个房间一样，有面墙。墙的背面是一片海洋。我总是无法跨过海滩，走进水中。我一直拼命走向水中，但就是走不到。有时候我在梦中感到热。太阳晒伤了我，我的头发烧了起来。我怕被太阳晒。你知道，即使是在真实生活里，在太阳下山变得火红时，我会试着找个没窗子的地方躲起来。我怕落日的光芒。”我们聊到一点她残破的记忆。“我是我一个侄女的教母，”她说：“我忘了是哪一个，又不好意思问。”
后来的六个月我们断断续续地有联络，再度碰面时，安琪问到我的近况。我告诉她说我曾有过轻微的复发。那时我刚经过肩膀脱臼和第三次崩溃。我们又回到那家中国餐馆。安琪拨了拨盘中枯黄的白菜，“你知道吗，”一分钟后她接着说：“我真的很担心你。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你好像会自杀或发生其他什么事。”
安琪的故事（3）
我试着安抚她，“哦，安琪，不是那回事。当时情况很可怕，但还不至于那么危险。至少后来就变得没那么危险了。你知道吧，我服过金菩萨还有其他一大堆药，作用很明显。”我笑着摊开双臂：“你看，我可不是好好的吗？”
安琪抬起头，笑着说：“那太好了，我好担心。”我们低头吃饭，然后她断然地说：“我永远不会好起来。”我对她说，要慢慢来，她将来一定会非常好。我告诉她，她已经比我们两年前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好上一千倍。我说，看，一年前你还无法想象会出院，住到你将要搬去的地方。“也对，”她回答，一时间，她不好意思地自豪起来：“有时候我很痛恨那些药，但它们对我有帮助。”
吃完冰淇淋后，我们逛了餐厅隔壁的儿童商店。安琪买了些咖啡和需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准备上车回到她住的地方。“真高兴你来看我，”她对我说：“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希望你不会觉得是我把你拖过来的。”我说她的转变令我非常兴奋，看到她我也很高兴。“你知道，”她说：“如果我的状况好到能做点事情，我想做大型表演，可能像‘奥普拉’（由美国著名黑人女主持OprahWinfreey主持的脱口秀节目）那样。那是我的梦想。”
我问她为什么想上脱口秀节目。“我只是想把讯息传达给人们，”上车时，她对我说：“我想告诉所有人：不要割伤自己，不要残害自己，也不要恨自己。你知道吗？这真的很重要。我希望将来能很快懂得更多。我想告诉所有人。”我们在车上沉默了一阵子。“你会在书里跟大家讲这些吗？……”她问道，有点紧张地笑起来。
“我会把你说的告诉大家，”我回答。
“你保证会吗？很重要哦。”
“我保证。”
后来我们抵达了她的新居—— 一所监视宽松的住宅，在里面参观了一会儿，看看窗外景色，我走上户外的楼梯，想看看大楼背后的院子里的景色。那里和她之前住处的荒芜景象大不相同。这栋大楼最近翻修过，外观像是间旅馆：每个双人间都有整片地毯、大电视机、一张扶手椅和沙发、一间小厨房。我说：“安琪，这里实在太棒了。”她回答：“对啊，真的很漂亮。这里比以前好太多了。”
我们开车回到她即将要搬出的地方。下了车，我给了安琪一个拥抱。我祝她好运，她又一次感谢我来看她，还说我的造访对她有深远的意义。我感谢她送我的小鸟屋。“老天，好冷，”她说。我回到车上，看着她在雪中一步步慢慢从停车场走到大门。我启动车子，说：“安琪，再见。”她回头向我招手：“别忘了你的承诺。”我离去时，她这么对我喊着。
这幅看起来无比快乐的景象，一直刻在我心里，但不到六个月，安琪割破了她的手腕和腹部，再度回到医院里，并接受严格的精神治疗。我开车到诺利斯镇医院看她时，她的手臂起了火山丘似的血脓包，因为她把沸腾的咖啡泼在伤口上，好缓解满溢的焦虑。我们谈话时，她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反复说着：“我不想活了。”我努力想着这本书中有帮助的短语，“事情不会永远都是这样，”我这么对她说，虽然连我自己都怀疑，对她来说，情况似乎永远不会变。所谓的决心和意志对忧郁症来说都是不够的。我离开之前，一位接待员说：“你觉得乐观吗？”我摇摇头。“我也是”，他说，“我曾经很乐观，因为她的行为不像大多数人那么疯狂。我错了，她有时候与现实世界接触时表现很不错，但她依然病得厉害。”
安琪对我说：“他们曾让我脱离最糟的状况，我猜他们会再度让我恢复。”不到半年，这阵风暴过去，她重获自由，回到美丽的小公寓里。她充满喜悦，后来得到一个工作——包装杂货——也非常自豪。中国餐馆里的人看到我们似乎很高兴。我们聊天时避免用到“永远”和“决不”这类的字眼。
面对忧郁症患者
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要写一本关于忧郁症的书？让自己卷入一个令人不愉快的题目，似乎让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也必须承认，着手进行研究时，我常觉得选这种题目真是愚蠢。对于这种问题，我有一大堆因人而定的回答。我会说我觉得有些没人讲过的话我应该讲出来；我会说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我希望让人们重视忧郁症，和了解如何用最好的治疗方法让患者走出忧郁。我承认我得到了一大笔预付稿费，我觉得这种主题可以吸引大众注意，而且我也希望成名，受人爱戴。但直到我写了大约四分之三时，才完全清楚我的目的。
之前我没有预料到忧郁症患者极端、严重的脆弱，也不了解特殊的脆弱与人格的关系有多复杂。写作正在进行时，一位好友与某男士订婚，那位男士性情冷漠，排斥性行为；他要她帮忙提供食物和金钱，帮助他度日，因为他太痛苦了，担负不起责任；他以自己的忧郁症作为放纵粗暴情绪的借口，要求她原谅。当她温柔地再三允诺时，他忧心了许久——但想不起所有过去的细节，也不与她谈论自己的状况。长期以来，我都鼓励好友忍耐，想着他的病有一天会好起来，不要觉得世上没有法子可以把他变成另一个人。
后来，另一位女性朋友说她丈夫对她施暴，抓着她的头去撞地板。他的怪异举止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普通的电话都会让他疑神疑鬼，他还曾对狗施暴。他的暴行发生后，她吓得找警察，然后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虽然他的确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但还是该受到谴责。精神障碍常显露出人性丑恶的另一面。它不会让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恶的一面是可怜、贫苦又饥渴的模样，悲惨但令人动容；但丑恶的另一面是粗暴又残酷的模样。疾病把人们藏在黑暗里的痛苦现实给挖了出来。忧郁使个性放大和极端化。长远来看，我觉得，忧郁会让好人更好，坏人更坏。它会摧毁一个人的内心平衡，使人产生妄想和无助的错觉，但它也是一扇通往真理的窗户。
在写作这本书的前后，我碰到许多自己并不喜欢的忧郁症患者，我决定不提他们。我要写我崇敬的人。这本书中的人大多坚毅、聪明或顽强。我不相信有所谓正常人这种东西，或是有什么典型可以说明整个事实。大众心理学研究者总想找到一个代表所有研究对象的典型人，这真是可怕的灾难。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意志力和想像力，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我曾与一位患有严重忧郁症的老先生交谈，他对我说：“忧郁症患者没有故事，我们没什么好说的。”我们都有故事，真正的幸存者才有引人注目的故事。在真实生活中，每个人必须活在烤面包机与原子弹的喧嚣噪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