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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改变了，斯大林又是指挥若定的最高统帅，对谢尔皮林深信不疑，谢尔皮林牺牲后，还命令将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在新圣母公墓。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评价又发生了变化。总之，西蒙诺夫对战争的描写，对斯大林的评价，都符合各个时期官方的评价，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四本小说的艺术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拙劣的，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只有枝节的堆积和重叠，比《日日夜夜》有过之而无不及。俄罗斯评论家伊万诺娃说西蒙诺夫根本不是小说家，是符合实际的。1954年12月在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指出西蒙诺夫创作草率，追求速度，并以大作家自居：“西蒙诺夫每年只管写出一个剧本、一首长诗、一部长篇小说，还不算其他小作品，例如诗歌、随笔等，也就是说他保证一年可以得三枚奖章。今天，西蒙诺夫在代表大会的大厅里还可以作为文学的年轻主人迈着矫健的步伐，再过十五年，他享有盛誉，人们将不是搀着他走，而是用车子拉着他走。”接着，肖洛霍夫批评西蒙诺夫的小说没有艺术性。那时，肖洛霍夫还只读过《战友》，没读过《生者与死者》三部曲。肖洛霍夫毫不留情面地说：“年轻的作家能从西蒙诺夫身上学到什么呢？难道只是写得快，以及对一个作家来说并非必须的外交家的举止吗？对于一个大作家来说，说实话，这些才能是很不够的。他的最后一本书（《战友》）让人特别担忧。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圆润光滑、秩序井然，而掩卷之后，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好像你很饿，有人请你赴宴，但请你喝的是一盘面包渣做的汤，而且不让你喝够。于是你懊丧，你饥饿，你在心里咒骂主人的吝啬。
“西蒙诺夫同志不是头一年写作。他应该回头看一看他所走过的作家之路，应该想一想，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聪明的人，或一个有眼力的孩子，指着西蒙诺夫说：‘皇帝光着身子呢！’西蒙诺夫同志，我们不愿意看到你赤身裸体，因此请你不要生气，请接受我们的善意劝告，快点穿得厚实些，而且要选一件一辈子也穿不坏的衣裳。”
1946年，西蒙诺夫被任命为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的第一助手，进入作协领导核心。他还担任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的主编。他一接手便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伊万诺夫的家庭》，叶尔米洛夫马上在《文学报》上发表抨击文章《普拉东诺夫的诽谤小说》，给了西蒙诺夫当头一棒。文章未必是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写的，因为没有下文，是法捷耶夫给自己新助手的一个下马威。西蒙诺夫顶住了，发表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对这位屡遭打击的作家重返文坛是一种鼓励。1947年，西蒙诺夫又发表了一年前遭到日丹诺夫猛烈抨击的左琴科的小说。他问斯大林可以不可以发表左琴科的作品，斯大林回答道：“您是主编，认为应当发表就发表。发表后我们看了再说。”话里暗含杀机，但西蒙诺夫还是大胆发表了，向左琴科伸出援助之手。1948年，西蒙诺夫发表了多布罗沃利斯基的小说《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写的是复员军人融入和平生活上大学的故事，与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齐名。这两本书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学生中间风靡一时，我们都读过。《三个穿灰大衣的人》一发表，《真理报》马上刊出了批评文章，吓得连连向《新世界》编辑部道歉，把没用完的稿费退了回来。西蒙诺夫再次顶住了压力。1956年，西蒙诺夫发表了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单是靠面包》。小说轻描淡写地揭露了官僚主义，没想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作家中间也引起激烈争论。柯切托夫写的《叶尔绍夫兄弟》就是对《不单是靠面包》的反击。西蒙诺夫不仅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也支持和鼓励有才华的作家，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的维·涅克拉索夫。这些都是他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西蒙诺夫也不得不做坏事，伤害过不少作家。
1954年，一群英国大学生到列宁格勒旅游，请求会见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确认他们是否健在。官方满足了他们的请求，安排了会面。大学生问左琴科同意不同意《决议》对他的批评，左琴科回答不同意，大学生们为他鼓掌。左琴科的回答惹恼了作协，他竟公开反对《决议》。列宁格勒立即召开批判左琴科大会。西蒙诺夫从莫斯科赶来坐镇，为大会组织者柯切托夫等打手助威。一位会议的参加者回忆道：“左琴科站在主席台上激愤地说：‘你们要我怎么样？你们要我承认我是败类、流氓、胆小鬼？我是获得过几枚乔治十字勋章的俄国军官，我并不像《决议》里所说的逃出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在城里同其他人一样在楼顶上值勤，扑灭燃烧弹，直到让我和其他人一起疏散…我的文学生涯结束了，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去吧。’说完从台上下来，向大门走去。大厅里一片死寂，很多人低下头，不敢互视。这时主席台上响起西蒙诺夫的声音：‘左琴科同志哗众取宠。’接着又讲一些极为严厉的话。”（《作家逸闻》）左琴科可能没听见西蒙诺夫的话，但大厅里的人听见了。他们心目中的自由主义者作家竟如此缺乏同情心。可西蒙诺夫能不那么讲吗？1946年，帕斯捷尔纳克把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手稿交给《新世界》编辑部，希望在该杂志上发表。西蒙诺夫没有理解小说的意义，拒绝发表，还写了一封编辑部致的信。这封信在全国围剿帕斯捷尔纳克的1958年发表：“您的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小说表明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头十年的看法，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无法挽回的灾难。”信由西蒙诺夫起草，费定等四位编委签名。如果西蒙诺夫删去小说中碍眼的地方，在《新世界》上发表，帕斯捷尔纳克便可免去一场浩劫。西蒙诺夫拒绝发表《日瓦戈医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新世界》1956年分三期（8…10期）发表了杜金采夫的《不单是靠面包》，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个月后，1956年11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把匈牙利人民起来反对拉科西的独裁统治和在匈牙利的苏联人的蛮横无理同裴多菲俱乐部联系在一起，担心支持《不单是靠面包》的作家会在苏联组成类似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必须压制下去。西蒙诺夫吓坏了，不久便被撤销《新世界》主编的职务。1958年发表编辑部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
西蒙诺夫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的恶劣表演。老作家雷巴科夫和纳吉宾在谈到西蒙诺夫时，都直率地指出这一点。中国读者对雷巴科夫并不陌生，他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20世纪8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来，曾风行一时。他在《小说体回忆录》中写道：“…西蒙诺夫登上大会讲坛（指1949年2月18日莫斯科剧作家和剧评家会议）说了许多极为恶劣的话：‘…充满卑鄙的恶意和恬不知耻的狂妄，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艺术寡廉鲜耻的敌人…打击先进的剧作家。’他所重复的这些话令我恶心。经历过镇压年代的我，觉得他下面的这几句话格外可怕：‘这些反对爱国主义的剧评家活动中的最有害的方面是他们正是一个集团。’难道西蒙诺夫不明白，按‘反革命宣传罪’条款才能这样定罪，要判十年劳改，按‘建立并参加反革命组织罪’条款定罪，要判死刑？这是从西蒙诺夫嘴里说出来的，就是从那位勇敢的战地记者，那位写出过《等着我吧》和《阿廖沙，你可记得斯摩棱斯克的道路》的诗人嘴里说出来的。”雷巴科夫对西蒙诺夫做了总的评价：“西蒙诺夫是从文学进入党和政治的，战争和苏联时代使他成名，他也忠心耿耿地为这个时代效劳，不亚于索弗隆诺夫和格里巴乔夫。不同的仅是他是知识分子，是有教养的宫廷显贵，不是党棍。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养成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不仅是公民诗人，也是抒情诗人。御座周围需要这样的人，这一点斯大林心里明白。现在斯大林不在了，但西蒙诺夫仍不能置身于权力之外，仍需要高居奥林匹斯山顶。斯大林在世时他为这个体制效劳，斯大林不在了，也没有与其相匹敌的人物，他仍为这个体制效劳，西蒙诺夫决不允许触及政府官吏所维护的体制。”
纳吉宾的短篇小说20世纪50年代便介绍到中国来，80年代翻译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