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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季娅的拒绝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其中包括米尔奇克的家属。“他们向我解释，如保留您的序言，对很多人来说便保留了这个人的生动形象。您拒绝删除，出版社只能用简介代替序言，读者便看不到他的形象了。只要在括号中标出的生卒年月，删掉这段话读者也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利季娅毫不动摇，因为她知道没有她的序言，书仍然能出版。同日特科夫的书不同，没有她的序言书未必能出版，所以那时利季娅只好妥协。
1967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在国外发表，上面有人下达指示：禁止再版利季娅的旧著和发表她的新作。1968年斯大林逝世十五周年之际，利季娅写了一篇题为《不是处决，而是思想，而是言论》的文章，投寄《消息报》。文章自然没登出来。文章较长，只能摘译其中的一段：“我想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研究这架机器如何把充满活力的活生生的人变成冰冷的尸体。必须对这架机器作出判决，并大声喊出。不能销账，在上面心安理得地打上‘销账’，而要解开其原因和后果的线团，严肃认真地、一环接一环地加以分析…千百万农民被划入‘富农’或‘准富农’一栏，被驱赶到荒无人烟的北方，驱向死亡。千百万城市居民被划入‘间谍、破坏分子和人民敌人’一栏，被关进监狱或劳改营。整个民族被指定为叛徒，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异邦。是什么把我们引入前所未有的灾难？国家机器为何扑向无还手之力的人呢？为什么国家安全机构同负有维护法律尊严的检察机构融为一体？为什么以声张正义为宗旨的全国报纸都有计划地、机械化地、千篇一律地诽谤受迫害者，对所谓被揭发出来的、出卖给外国情报机构的死不悔改的人民敌人说了数不清的假话？”
“这样的事是何时发生的和怎样发生的？毫无疑问，这是学者们至今所知道的最可怕的化合物。为什么能够化合？研究它们不仅是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艰巨任务，而且首先是作家的任务。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并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应当号召人民，年老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认识过去，那时未来的道路才会清晰。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及时，今天便不会审判言论了。”这篇文章不胫而走，并很快流传到国外。
利季娅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作协党组书记瓦西里耶夫（曾是契卡分子），1969年10月提出开除利季娅作协会籍的建议，但隔了四年，他的建议才得以满足。利季娅暂时只受到警告处分，但从此，官方不仅不准出版她的作品，连她的姓名也禁止在出版物上出现。
1967年，列宁格勒报刊书籍出版社决定出版阿赫玛托娃的文集《诗歌与散文》。这是女诗人逝世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利季娅是阿赫玛托娃多年的朋友，详细记录了她同阿赫玛托娃每次的接触。她不仅了解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构思，也知道许多技术上的细节。如某诗写于何年何地，阿赫玛托娃本人反而会弄错。出版社请利季娅作注释，她父亲老丘科夫斯基作序，当然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他们同编纂诗人丛书《阿赫玛托娃卷》的日尔蒙斯基院士交换意见，一起确认编辑过程中发现的新材料。出版社责编德鲁扬从列宁格勒来到莫斯科，利季娅同德鲁扬发生争执。如德鲁扬要求删去《最后的玫瑰》的被奉献者的名字布罗茨基，即后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时，布罗茨基在苏联名声很坏，被称为寄生虫。为保存这首诗，利季娅同意删去布罗茨基的名字。利季娅作完注释送给日尔蒙斯基院士审阅。院士看了大为赞赏，并写了极高的评语。1968年6月，利季娅看完清样，1969年2月看完三校样，书马上就要发排了。这时，责编德鲁扬从列宁格勒打来电话：“书停印，开印日期未定。书稿尚未审批。”为什么停印？谁尚未审批？无人回答。连日尔蒙斯基院士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利季娅知道，书稿不能发排是因为她，如印出来将出现：利季娅注释，而她的姓名是不准出现的。出版社不仅退了她作的注释，也退了老丘科夫斯基写的序言，但都付了稿酬。父亲沾了女儿的光。
1969年10月，老丘科夫斯基病逝。作协已无顾忌，可以放手收拾利季娅了。像丘科夫斯基那样著名的老作家逝世都要成立文学遗产委员会，利季娅却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丘科夫斯基住院时完成了他最后的一篇文章《一个老说故事人的坦言》，《文学俄罗斯报》决定发表这篇文章。利季娅在朋友的帮助下整理出文稿，但过了一个月，文章仍未发表。利季娅觉得蹊跷。这时，她收到报社总编辑的电话。利季娅问他为什么不发表，总编辑回答道：“我们乐意发表，可是很遗憾，我们无法发表。文章下脚注明：利季娅整理。”利季娅说她乐意删去自己罪恶的名字，只要文章尽快登出来。总编辑回答道：“口头允诺不行，必须出具书面声明。”利季娅万般无奈，不得不写书面声明：“得知我所整理的我父亲的文章《一个老说故事人的坦言》由于文章下脚提到我的名字而无法发表，我声明同意发表时删除我的名字。”报纸收到她的声明后，文章马上发表了。
利季娅同父亲感情很深，并深受其影响，自然想写点怀念父亲的文字。丘科夫斯基活了八十七岁，经历过很多事。利季娅只选择了自己的童年：父亲如何教孩子们划船，教他们英语，在海里向他们朗诵巴拉丁斯基的诗。内容绝无问题。但在《文学俄罗斯报》的事发生后，利季娅不再抱向报刊投稿的幻想。利季娅记得《文学俄罗斯报》总编辑对她说的话：“共产党员的良心迫使我不允许您的名字出现在我们报纸上。上面没有任何人指示我们。”《家庭与学校》的编辑伊万诺娃大概同文学界有些隔膜，不知利季娅的名字已成禁忌，竟想看她写的回忆父亲的文章，看后大为赞赏。利季娅共写了十五节，但只建议伊万诺娃发表丘科夫斯基在海里给孩子们朗诵诗的那一节。伊万诺娃不知天高地厚，要发表十五节。利季娅不想坑害这位好心人，坚持只发表一节。两人竟讨价还价起来。最后商定发表七节，三期登完。1973年《家庭与学校》第九期以《在海岸边》为标题发表了第一节，结尾处印着“待续”。刊物上不仅出现了利季娅的姓名，还刊登了一幅1915年马雅可夫斯基为利季娅画的肖像。伊万诺娃胆子太大了。但第十期只登了几个段落便“全文完”了。伊万诺娃显然为自己的大胆或粗心大意付出了代价。
以后，所有回忆丘科夫斯基的文章中都没有出现利季娅的名字。比如写到客人来了，利季娅去开门。朋友们在客厅谈话，利季娅在一旁作陪，就把“利季娅”改成“某人”。但这样改也不行，因为“某人开门”、“某人在一旁作陪”太滑稽了。最后，只好把有利季娅的句子通通删掉，于是利季娅没去开门，利季娅没作陪，利季娅不存在了。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
从1973年8月末开始，苏联国内所有报纸一齐攻击作家索尔仁尼琴和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手法还是老一套：或把他们说的话的意思颠倒过来，比如他们说拥护和平，那一定是渴望战争；或是他们把自己出卖给外国情报部门。“大众传媒工具掌握在同样的一伙人手中”，利季娅写道，“给毒瓦斯进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人们每天从每页报纸上都吸入毒气，怎能不中谎言的毒？怎能不恨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1973年萨哈罗夫成立人权委员会后，更被报纸骂得狗血喷头，把和平斗士变成战争贩子。让利季娅痛心的是科尔莫戈罗夫院士、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艾特玛托夫和贝科夫两位作家也加入迫害者的行列。他们都是知名人士，在自己的领域中作出过卓越贡献，有的还受到过斯大林的迫害。他们并非是在拷打或威逼下才说谎的。他们本应挺身而出，声援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然而相反，却诬蔑他们。但人民相信他们，因而也就相信了谎言。他们的表现令利季娅震惊，于是她写了《人民的愤怒》，戳穿谎言，并亲手把文章交给美国记者。《人民的愤怒》很快便在美国之音广播了。文章指出，铺天盖地的谎言蒙蔽了人民的眼睛，使他们丧失了辨别事物的能力。报纸上刊登成千上万的农庄庄员和各行业的工人对这两个人的抗议信，但他们谁也没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也不了解萨哈罗夫主张销毁核武器的真正意义，却按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