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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已听到有人喊夸大其词和愤世嫉俗了！去你的吧，残酷无情的、硬心肠的乐观主义者！事实胜于雄辩，足以迫使这些人住口！请看一看这些豪华的工场和富有的工厂吧，这是你们的利己主义和你们仰慕的纪念碑。看一看所有这群被你们用贫困的铁项圈套在那里的无辜的囚徒吧！多么极度的疲劳，多么非人的折磨啊！……这些不幸的人，上身赤裸，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大部分的肌肉不停地抖动。他们已降到驮兽的地位，他们的模样令人害怕。看到他们这样在乌黑的烧得通红的火炉旁边痉挛地运动着，旁观的人觉得自己是做着一场沉重的恶梦，有时竟至以为是在参加魔鬼的夜会呢！
如果这些可怜的劳动者在走出这个可怕的火坑之时能得到必要的照顾，他们能够在清静房间之中的舒适床铺上休息，事先有人关心地为他们预备健身的沐浴，那该多好啊！……然而，我的恻隐之心和同情心要把我引到哪里去了？唉！在我们的百万富翁看来，人的生命有什么要紧呢！他们会为这么一点点小事操心吗？肮脏发臭、四处透风的走廊，腐烂发霉的乱草堆——这就在十九世纪劳动人民在极度疲劳后喘息一会并等候又轮到自己去干那累死人的苦役的处所！……只要他们还站得起来，他们就去干，在劳累中日渐消磨，就象他们所操纵的机器那样；最后，当他们的精力被过度劳动和疾病完全耗尽时，当他们的四肢由于某一次遭到不幸事故（唉！这种事故是如此之多！），等等，而变成残废时——他们的主人的全部慈善行为不外是：有时为他们捐点贫民福利捐，将他们投进阴惨惨的收容所或贫民救济院，而这种收容所或贫民救济院，对这些不幸的受害者来说，就仿佛是进入新的垃圾场！
野蛮人或征服者虐杀和劫掠他们的战败者，这无疑是可耻的，可是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借文明和人道的名义用贫困和饥饿去毁灭全体人民，硬要他们扛起过去压在奴隶身上的最沉重的负担，迫使他们满足于以肮脏的破布为衣，以草根树皮代替粮食，以清水作为饮料，还迫使他们在两眼未闭之前就得不停地劳动，否则就会饿死……啊！这种制度实在是所有暴政中最残酷的一种！！”（弗洛拉·特莉斯坦女士：《伦敦漫步》）
心灵受到这样沉重的创伤的人们，肆意咒骂那仿佛拿他们作为罪人加以虐待来取乐的社会制度；这些受贫困和绝望激发的不幸者（直至最胆怯的公民）有时狂怒地摇撼自己沉重的锁链，凄厉地高喊：“不是活着工作，就是战斗而死！”这种情况又有什么奇怪呢？我再说一遍，即便他们向既定的习俗挑战，而还以为这只是接受挑战，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的确，他们的悲惨生活不是慢性的和惨痛的垂死挣扎折磨和不断的中毒，又有什么呢？当他们还在年华正茂的时期，就已经是弯腰屈背，憔悴衰萎，宛如荒漠中枯萎的植物一样倒下死去。他们的死亡，如果说不是被杀害，那又是什么呢？确实这种杀害行为，在我们的法典中是不曾加以记载的；与其把这种杀害行为归罪于人，还不如归罪于制度，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杀害，是用针刺一亿次的杀害啊！这一切是多么丑恶，多么可怕啊！这多么叫人触目惊心啊！当你想一想有这么多丑恶行为的时侯，你难道不会想有一亿的声音在不停地对这种野蛮的文明大声疾呼：该死，真该死吗？
我刚才指出了当前工业制度的某些缺陷。但是，这是绝对不够的：问题主要是要指出救治之道。否则，我只是完成了我的任务的一小部分，而我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无声者的状况更加凄惨：我使他们愈发感到自己的灾难深重①，而却没有任何弥补的办法！在公有制度下，人们的生存和娱乐所需要的一切劳动，都是受工业法和农业法支配进行的。然而，在这里预先说明一下，以便消除任何模棱两可；在我们未来的国家中，今后法律的属性将与目前为止所赋予它的大多数属性根本不同；现在，对法律一词的看法，通常把它与强制和压迫、刀剑和刽子手、监狱和苦刑连在一起！
①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我反对纯粹地批评。我认为，任何批评，就其有助于唤醒有关社会问题的观念这一方面来说，都是必要的。——原注
当公有制将来完全生效时，法律将只是一种简单的规则，简单的建议。而司法官，认真地说来，只不过是传达者和向导而已。那时，可以说，事情都将自然而然地进行，因为，那时社会法律将是自然法律的真实而直接的表现。
然而，有些人对这个如此令人欣慰的学说总归要取得胜利却怕得要命。他们研究如何混淆一切，以便造谣中伤。也许，他们会很快来责备我，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分子，可恶的糊涂虫。诽谤者们，闭住你们的嘴吧！我并不是要求今天就用暴力来打碎司法的准绳及其惩罚的手段，但是，事先向你们预言未来的某些奇迹，究竟有什么罪过呢？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我们的工业法和农业法。让这两种法律永远具有特殊的组织性、指导性和分配性；让它们对于事情会作这样的安排：使得社会职务无论对哪一个人来说，都绝不会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工作，任何时侯都不会变成一种繁重的劳动，也不使某一个人的负担超过另一个人；让所有的人都由于感受乐趣的吸引，由于热爱平等、爱受公众的尊重等等，而负起劳动的使命。这就是任何有关劳动组织的制度所应赖以建立的巩固基础。
在深入考察这个主题之前，应该先来解决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人们用劳动分配的字眼儿来表述，到目前为止对它进行预断似乎是为时过早。
关于劳动的组织
我们已看到，任何强制的思想都是为本性所憎恶的。为使公有制完全和谐地发挥作用，不应该强迫公民接受某种职业，也不应对他们分配职业。公民应该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他们应该自行从事不同的职业。
但是，怎样来取得这种辉煌的结果，社会科学怎样才能对这件事施加影响呢？——这就是现在要来解决的问题。
所有职务正如所有社会地位一样，其根源都在于教育；教育对人的整个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参看第十章）。因此，从幼年时代起，孩子们就要在学校中开始接受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绝不是纯理论的，而是实践性的。人们将教给他们关于各种事物的基本知识。他们的爱好、志趣和才能不久便开始表现出来；每个儿童都将被送到他自己选择的工场中，在那里热情地从事某种劳动。
学校毕业后，在一定年龄和一定日期，每个成年人都将庄严地响应自己亲爱的祖国的号召，在农业和工业的光荣队伍中占一席位置；新公民①是会极其愉快地马上去做的。
①这一天，将名字登上公民册，此种登记赋予参加各种生产性和政治性讨论和会议的权利。——原注
现在我转而来谈一谈我们的公共工场；但是在把读者引往那里去之前，先请读者记住并深入地领会下列的几条原则：
一、在公有制度下只存在劳动者；二、任何劳动都是同样光荣的社会职务；三、手工劳动要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