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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终究是不快乐的，常常离开家鸡群，独自在一旁呆呆地站立着；而它的骨头突出在肉外，显得那么瘦。
大家都说，灿金和王康合养的小芦鸡“养熟”了，说它将会长得很大、很肥的。
可是有一天，小芦鸡终于逃走了。那时鸡群在河边的草地找虫吃，小芦鸡径直走到河边，走到河里，游过河去；对面是一带密密的芦苇，它钻进芦苇丛，就这样不见了。
第二年夏天，天旱，梅花溇的水完全干了，河底可以走人。有一天金奎叔来敲门，告诉我说，从河对面走来了两只小芦鸡，他问我要不要去捉。我跑去一看，果然，两只小芦鸡在河旁走着，好像周围没有什么危险似的，坦然地走着。它们的样子完全跟去年我们提到的那三只一样。
我看了看，就对金奎叔说：“不捉它们了吧，反正是养不牢的。”
金奎叔点点头说：“是啊，反正是养不牢的。有些小东西，它们生来就是自由自在的，你要把它们养在家里，它们宁愿死。芦鸡就是这样的东西。”
寒冬，我记忆的摇篮……
作者：韩少华
韩少华 1933年出生。北京人。著有散文集《晨光集》，长篇小说《暖睛》等。
我的童年，是在祖国的春天到来之前度过的。我儿时的记忆上，总是蒙着霜，披着雪，凝结着冰凌。
是的，严寒的冬季，是我的记忆的摇篮。所以，一提起童年，小朋友啊，我只能给你讲几个冬天的故事……
面前，摆着一张照片，一张仿佛落了层灰蒙蒙的尘埃似的照片。
照片上，几只骆驼，悠着铃挡，走着；拉骆驼的，拖着沉沉的步子，走着——扯缰绳的手，低低地垂下。那缰绳，长长的，一头儿系在骆驼鼻孔里横插着的小木楔子上；另一头儿，松松地搭在拉骆驼的手里，拖得弯下来，眼看就要擦着石头市路了……望着这张照片，我仿佛听到了那阵阵驼铃，沉闷，凄凉；又简直感觉到了那塞外风沙追着这骆驼队，直逼到我跟前——甚至感觉到了那尘沙随着刺骨的风，迎面扑了过来……
哦！我并不是在描述塞外沙漠的荒寒。请看照片上这石头市路吧。这是哪儿？雨路尽头，高大的建筑物是什么所在？拉萨河边的喇嘛庙，还是大青山下的佛寺？不，都不是。认不出了？也难怪。这尘沙中的高台、大殿，轮廓都模糊了；何况，它只映衬着步履艰难的骆驼队，在照片上不过是灰沉沉的背景罢了。
这，就是三十多年前的天安门……
记得就是在三十二三年前，一个残冬的黄昏，我下学路过天安门，亲眼见过一串双峰骆驼。驼峰间，搭着煤驮子；驼峰上，冻了一层残阳的光。那骆驼队，从西长安街，顺金水河，慢吞吞地挪到了西华表附近。那末了儿一只骆驼，走着走着，“噗”地泄了一大泡粪。那粪，落到冰冷的石头市路上，还冒着热气儿……猛地，一个小男孩儿，矮矮的，瘦瘦的，挎着个破荆条儿筐子，由西华表栏杆那儿，向甬路上跑去。两只小脚丫儿，虽说套着双鞋，可一跑，通红的脚心就都亮了出来——那两只鞋底子都磨透了大半儿，鞋帮子就“耍了圈儿”了。瞧，许是跑得太猛啦，从他挎的筐子里颠出了几块煤核儿。他也顾不得捡了，跑上去，就把两只脚都渥到了那摊冒着热气儿的骆驼粪里——啊！透过风沙，我当时似乎看见那个比我小好几岁的男孩儿，脸上漾出了一丝笑纹儿……
如果有人问我，天安门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什么？我就说，是——风沙，落日，石头市路，慢吞吞挪着的骆驼队；还有，一摊冒着热气儿的骆驼粪里握着的一双通红通红的、鞋帮子耍了圈儿的小脚丫儿……而那一切，都像我眼前这张从一本什么旧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一样，透过灰暗的风尘，在记忆中却越来越清晰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北京这古城总是灰蒙蒙的。可也有些东西冲破了迷茫的灰暗，曾在我的生活里闪过光。比方说，这古城街头叫卖的黄里透红的海棠果儿蘸着的冰糖葫芦儿，洒上了各色果子汁儿的雪花儿刨冰什么的，就是。
可北京解放前一二年，老百姓的日子简直一天不如一天了。原来，那些小康之家的孩子们，手里常攥着些零钱，是可以买点儿什么小吃食的。比如，三伏天，西单、东四一带，就常有卖雪花儿刨冰的——名字好听，用的可差不多都是从什刹海里凿出来、在冰窖里答了小半年的河泡子冰。不过，在孩子眼里，那一小碟儿、一小碟儿的冰花儿上，浇着些桔子黄的、樱桃红的或是苹果绿的果子汁儿，就是看那么一眼，也够凉快一阵儿的。还有，一上冬，大点儿的十字路口上，每到天傍黑儿，就摆出了挑子或是挎篮儿，上头插着各式各样儿的、蘸了一层透明糖皮儿的葫芦儿——有红果儿的、山药的、荸荠的……在小电石灯底下一照，闪着诱人的光。其中，最对我口味的，是海棠葫芦儿。不但酸甜可口，就是看一看，黄里透红，也挺醒目。何况那一串海棠果儿当中的顶头儿一个，总选的是大个儿的，还总留着那根蒂把儿，活像个梳着冲天辫儿的娃娃脸儿呢……可那两年，就连这些并不算尊贵的零食，孩子们也越来越难于到口了。
大概是1947年深冬，一个刮着小北风、干冷干冷的晚上。我凑足了一串儿糖葫芦儿钱，跑到街上。一抬头，见大街拐角儿摆着个挎篮儿，里头插着一串儿一串儿的葫芦儿；篮子提梁上，绑着盏小电石灯，在夜色里晃悠着。到了跟前，我蹲下身去，问了价钱，仔细挑了串儿海棠的。刚站起身来，要走，这才见那看摊儿的是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儿——头上裹了条旧围巾，顶心一根辫子，大半儿卧在围巾里；脸，黄黄的，两颊却微微泛红。不知是伤心，还是落下迎风流泪的症候，脸上挂着泪珠儿。就在她接钱、收钱的一会儿，泪珠仿佛已经冻在了小脸儿上……啊，一恍惚，我觉得那黄中泛红的脸颊，好像是个……冻海棠！我一转身，就往回跑。一路只想着：她爸呢，她妈呢……回到院子里，借着屋里的灯亮儿，凝望手里的葫芦儿——那上面闪光的东西，竟像是冻在脸上的泪……我默默地绕到了房后，把那串葫芦儿悄悄地插在了后窗户框上的裂缝里。直到过了正月，也没敢……没敢去再看上一眼……
至于那浇着各色果子汁儿的刨浆，后来，竟也同它告别了。那缘由么，还得从北京解放前夕说起……
1948年初冬季节，我已经上了初中。记得有位教历史的老师，讲孙中山晚年来北京治病，还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讲“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在北京的活动……有一回，这位老师还告诉我们，在德胜门桥头附近，有个晓市儿。起个大早几，去一趟，有时候能碰见地摊儿上摆着好书，连鲁迅的书都有。说着，他举起一本薄薄的小书，封面微微发褐，可那三个题笺的字，却醒目得很：《二心集》。然后，他微微一笑，并不把举着书的手放下来，只轻声说：“晓市儿，是‘破晓’的‘晓’啊，到那儿去转转吧，也许会带回些光明来的……”
于是，我悄悄约上两个要好的同学，一连几个星期日，起了大早儿，带上各人的全部积蓄，到晓市儿去了。
所谓晓市儿，不过就是临时摆下的一长溜儿地摊儿。出售的，几乎都是等着米下锅，或是盼着药救命的贫寒人家自用的衣物杂品。而我们仁，只顾的是旧书。谁知，去了两三次，竟一无所获。有个同伴儿泄了气，就再也不去了。
记得是人冬以后，下了头场雪的那个凌晨，我跟另一个同学赶到了晓市上。市上摊儿不多。转了一圈儿，还是没什么发现。我正就近蹲在了一个小摊儿旁边，有些失望的时候，那个同伴却盯上了一个似乎也是逛晓市儿的人。其实，那人就站在离我只一两步的地方。借着昏暗的路灯，我抬眼一看，见那人比我那个同学略高一些；年纪也超不过十五六岁。穿着件黑里发灰的旧棉袄，一条蓝中透灰的学生裤；裤脚儿，扎着麻绳儿。再一看，脚上是两只不成对儿的鞋——一只似乎是土黄帆布面胶底儿的；另一只，是黑粗布面布底儿的。我又一抬眼，见他手里捧着本旧书，正低着头，眯着眼，嘴唇微微嚅动，吃力地，喃喃地念着；我那个同伴呢，盯着的，正是他手上的那本书！大概是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