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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1882），张佩纶被擢为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晋侍讲学士。光绪九年（1883），在总理各国衙门行走。十年（1884），中法间战争将起，“清流”诸君子为慈禧太后重用，分遣于抗敌前线，陈宝琛以侍讲学士为南洋会办，吴大澂以通政使为北洋会办，张佩纶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这“会办”，即军事钦差大臣。
文人统军，谈何容易？老佛爷的“信任”，大有“试活”之意。空言易托，实事难为，尔等既然严以论政，苛以责人，娭家这次倒要看看尔等的本领！张佩纶等人得了美差，放炮出京，并未预料到极度的风光之后，往往会有极度的失落。三位“会办”，惟吴大澂无恙。陈宝琛因荐人不当，后降五级使用；张佩纶则因马尾战败而褫职充军。事后，谑者撰联曰：“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三洋会办，请先看侯官降级，丰润充军。”③盖上联嘲张之洞，下联嘲陈宝琛、张佩纶。惟陈氏非“侯官”人，乃“闽县”人也。此为闲话，无庸细述。
张佩纶等人在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5月8日）领“会办”之职。在京准备四十多天后，张佩纶、吴大澂、张之洞三人即联袂出京，行至天津，拜会李鸿章。应李氏邀，视察北洋海军的海上打靶。闰五月初一（6月23日），李氏率舰队护送三“会办”至海防要塞旅顺口，巡察炮台与船坞。翌日，乘舰转赴烟台，检阅北洋六“镇”舰艇；又于威海观看鱼雷施放。闰五月初四（6月26日），张佩纶与张之洞登上福建方面前来迎接的“扬威”号军舰，出威海南下上海。送别了张之洞，张佩纶于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抵达福建闽江口，并于当日，逆闽江八十公里水路直至马尾港。次日，进福州省城拜会福州将军穆图善、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共商闽省防务。畏于“会办”的钦差使命，福建的这几位军政大员均异口同声推张佩纶主持闽省防务大局。
这不是圈套，胜似圈套。张佩纶年轻气盛，不知深浅，竟欣然当起了龙头老大。合议分工，穆图善驻闽江口，何、张二督巡驻省城，张佩纶与船政大臣何如璋驻马尾港及船厂。如果从“分工”这一天（闰五月十二日、即7月4日）算起，至七月初三（8月23日）船厂被毁、舰队被灭为止，张佩纶坚守海防第一线的时间一共51天。在这51天里，张佩纶都干了些什么呢？
尽管妙笔生花，巧于言辩，张佩纶在他马尾战败自我表白的“奏报”中仍然列举不出具体有效的战略谋划与战术安排。
当然，朝廷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帝、后到军机大臣们，都还在迷信中法和谈，迷信美国调停，而且有正式军令诫勿生衅：“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④ 但这种命令的前提是对方“按兵不动”，敌人既已强兵压境，“动”到了闽江内港，“动”到了中方的海军禁地，若再坐以待毙，那不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吗？
战争爆发前，张佩纶满肚子委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改”，致使他生出了“吾不忧敌而忧政”的慨叹。⑤ 但他忘了，这伙敌人，是他放入闽江口的，困局也是他设的。敌在咫尺，不思钳制，总想让千里万里之外的朝廷下发一条锦囊妙计，岂不大蠢大愚！作为前敌总指挥，张佩纶应该有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大目标，及化解边疆危机的能力，否则卷铺盖回家可也！遗憾的是张佩纶忘了他是“会办”，他是“钦差大臣”，他是可以而且应该代表朝廷行使具体军权的人，哪儿还有理由临事不决，诿过他人？
马江战败后，张氏饰词不奏。朝臣闻之皆大愤。编修潘炳年等，呈都察院代为上奏曰：
读八月初一日谕旨，方审该大臣前后奏报，种种虚捏，功罪颠倒，乖谬支离。与臣等所接闽信，判若歧异。不得不披沥上陈。初一日，法人递战书于扬武管带张成，张成达之何如璋，秘不发。初二日，各国领事商人均下船，众知必战，入请亟备。张佩纶斥之出，军火靳不发。嗣洋教习法人迈尔，告学生魏瀚，明日开战。魏瀚畏张佩纶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见法船升火，起椗，始驰告。而法已照会，未刻开战。张佩纶怖，遣魏瀚向孤拔乞缓，以诘朝为请。比登敌舟，而炮声已发，战船犹未启椗装药。敌发巨炮七，福星、振威、福胜、建胜殊死战，船相继碎，余船入火自焚。是役也，毁轮船九，龙槽船十余，小船无数。伏波、艺新二艘均逃回，自凿沉。林浦陆勇尽溃，而法船仅沉鱼雷一艘……张佩纶出都，即闻其意颇怏怏。到闽后，一味骄倨，督抚畏其气焰，事之维谨。排日上谒，直如衙参，竟未筹及防务。至法船驶入马尾，仓卒乃以入告。张得胜缉得引港奸民，请办，张佩纶竟置之不理，众益骇然。而张佩纶尚侈然自大，漫不经心。水陆各军纷纭号召。迨各将请战，又以奉旨禁勿先发为词。臣不知各口各击之谕，何日电发，不应初三日以前，尚未到闽。即使未到，而谕旨禁其先发，并非轮船起椗，管驾请军火而悉禁之也。一概不允，众有以知张佩纶之心矣。身为将帅，足未登于轮船，聚十一艘于马江，环以自卫。各轮船管驾，叠陈连舰之非，张佩纶又斥之。事急而乞缓师于敌，如国体何……⑥
上述奏文，言之确确，将整个“会办”过程中张佩纶的所作所为一一揭露。我们只能将“不抵抗主义”的帽子戴在这位御史大夫、翰林大人头上。
书生谈兵，麻木不通，张佩纶创造了一个人败一场战役、一个舰队、死两千将士、误一个王朝、丢一个附属国的连锁业绩。这是个愚蠢到不能再愚蠢的错误。我们说“不抵抗”，是就战争双方的对抗状态而言的。张佩纶则将“不抵抗”发展到不备战、不应战、不撤退，或基本上解除了所有的防御手段一味挨打的“自杀”程度。说“自杀”，当然不准确。因为中国将士还是被法国人击杀的，但前提是张佩纶作为前敌统帅置自己的将士于“死地”，这与“自杀”何异？
就大环节说，上述批评基本未曾冤枉张佩纶，如果注意了一些“细节”的扫描，我们又会对这位张少帅给以有限度的理解或同情。作为钦差大臣，张佩纶奉旨出朝，地动山摇，风光了好几日，但抵达马尾时，中法之间的外交形势大变，战氛突起，张佩纶发现自己已经处在欲战不准、欲和无望、欲退无路、欲胜无策的两难之境。
不妨看一下历史事变的时刻表。
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张佩纶等人领受海疆“会办”之职。
前一日，即四月十三日（5月7日），法国谈判代表福禄诺（海军中校，法国“中国”海域分舰队旗舰“窝尔达”号舰长）抵达天津，开始与中国谈判代表、直隶总督李鸿章和谈。
四月十七日（5月11日），中法双方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又称《天津条约》）。条约五款，主要内容为中国军队退出越南，退回边界一方，法国保证不侵犯中国南疆，且不向中国索偿兵费。而此时，张佩纶等人尚滞留京师，或许是“和平”的气氛让朝廷与这班大臣悠哉游哉。
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张佩纶等人抵达旅顺口。同一日，越南观音桥事件爆发，中国驻军与提前催促中方撤军的法国军队发生冲突，打死打伤法国军人50多名。
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次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裴龙向法国中国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下令，务必拿下福州与基隆这两个港口作为战争赔款抵押。孤拔闻风而动，闰五月二十二日（7月14日），法舰“阿米林”号驶入闽江口，进抵马尾附近搁浅。
张佩纶不可能知道“阿米林”号引来的战争是毁灭性的。虽然在法舰闯入闽江口当日，他便向军机处电告军情，但仍建议清政府“宜在津与约定，各船不入口，以免两疑”。⑦ 这一天，张佩纶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即放法舰进入闽江口。连带责任人为福州将军穆图善，因为十天前的防务分工，是由他把守闽江口的。
马尾港是中国的内港与军港。此港距闽江海口八十公里，两岸山峰陡立，层峦叠嶂，河道迂回，水流湍急；加之闽江口外岛屿与暗礁密布，更使马尾港险要天成，易守难攻。
在不违背“圣旨”，不影响中法谈判的前提下，张佩纶有一万个理由拒绝法国军舰深入中国的军事禁区，他也有能力动用海军舰船或两岸炮台火力将已入闽江口的那一艘法国军舰驱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