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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守”之错。中国军队驻守牙山，是“高升”号沉没前四十多天才形成的事实。出兵，是为了“援朝”，是为了“平乱”；牙山的地利，利在据此而便于进击乱党。果然，大兵一到牙山，朝鲜的乱党由全罗溃如鸟兽。因而叶志超将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圆满完成了“援朝”任务。至此，牙山便不可久留了。其实，在叶志超援军抵达牙山的第二天（五月初十、即6月13日），朝鲜政府就函告“通商委员”袁世凯，说“不敢再劳天兵前进”，理由是匪人散伏，“似非上国士卒堪执此责”。訛这等于下达逐客令。袁得函，转电李，李得电，转命叶，曰：“若再前进，殊无趣味，应即速调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如果知道“无趣味”，真的“订期内渡”了，此后的一切悲剧原不会发生。可惜，李鸿章举棋不定，一不派轮撤兵，二又命叶志超部“坚忍约束”，“切不可移近韩都挑衅”，这就将中国1500名援军钉死在牙山孤城，失去了调度、进击的有利时机。甚至在日军迫近牙山时，他仍电告叶志超：“日兵来牙窥探，可置不理，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輥·輱·訛愚于料敌，一厢情愿，这等于捆住猛虎，专待猎人射杀。
再说“援”之错。照常理，一军受困，一军相援，无可非议。但“援”牙山又当别论。牙山驻军，是为“援朝”；任务完成，理当撤军。不撤的理由，是因为日本军队进入了朝鲜，如此，牙山驻军的任务便急速地由“援朝”转为“抗日”。若为“抗日”，不但驻军有理，增兵亦有理。但看由大沽连发三船增兵，总计不足三千人，加上牙山叶部，共四千五百人左右，仍然不到日本兵力之半。不论从战略看，抑或从战术看，都是劣招。以少击多，以劳攻逸（日人已先登陆），除自取败绩外，不会有第二种结果。这还是就援军全渡的状况而说的。在不能掌握制海权的背景下，在护航不尽责的情况下，让手持轻武器的陆军乘坐商船，千里渡海，这种增援，又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这两错的核心，在于李鸿章的错误估计：日人“断不能无故开战”！用“和平”思想指挥“战争”，不亦惑乎！
百年之后，重新拨弄旧算珠，在下之意有二：“援朝”完成，急速退兵；若要“抗日”，应发大兵。
“大兵”既调不出，又开不进，扯旗放炮派去三船增兵，只是做做样子而不是为了真的“抗日”。这是六月二十日（7月22日）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会见中国招商局会办盛宣怀时，盛氏向日本人透露的政治机密。
李鸿章做样子，日本人来真的，胜负即分。
“高升”号的沉没，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护航力量薄弱。其实，运兵轮出发之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早就有一个派北洋主力舰队护航的计划，声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李鸿章复电曰：“叶号电，尚能自顾，暂用不着汝大队去。” 接电，丁汝昌撤销了主力出海的计划。假若在丰岛海面是北洋水师主力与日本的联合舰队相遇，结果肯定不是“济远”败逃、“广乙”搁浅、“高升”沉没、“操江”被俘，鹿死谁手，尚在两可。因而，我辈可以断言：“高升”号的八百官兵，是死于军机大臣李鸿章的战争误测。
二、“内战”常胜军，“外战”走麦城
后人对中日甲午战争常有错觉，认为那是一场“海战”的失败。其实，“海战”的失败是由“陆战”的失败引发的；在“海军”显现无能之前，最先是“陆军”表现了不堪一战。
本节标题之“常胜军”，所指为“淮军”。
“淮军”是继“湘军”而起的一支由招募形式所组成的国家军队。它试办于咸丰九年（1859），正式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二月。就在同治元年三月，新编淮军由安庆分乘七艘英国商船顺江东下，移师上海，参加了守上海、收苏杭、配合湘军消灭太平军的多次恶战。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陷落，不久湘军裁撤，淮军在平定太平军余部及捻军战斗中一枝独秀，所向披靡。故被人赞为“支持同光间三十年国防” 的雄师劲旅。
若视曾国藩为淮军之父，李鸿章则是淮军的直接经营者与第一领袖。淮军以将领立营，将雄兵勇，名扬国中，如刘铭传之“铭”字营、张树声之“树”字营、潘鼎新之“鼎”字营、吴长庆之“庆”字营、周盛波之“盛”字营、郭松林之“武毅”军、周盛传之“传”字营、张树珊之“珊”字营、杨树勋之“勋”字营、郑国榜之“魁”字营、吴毓芬之“华”字营、王永胜之“开”字营、王可升之“升”字营、董凤高之“凤”字营、刘士奇之“奇”字营、唐仁廉之“仁”字营、李昭庆之“忠朴”营、戴宗骞之“绥巩”军等等。
从建立到甲午战争爆发，淮军都是中国重镇、雄关、边隘、海防的主要力量。
朝鲜有事，清政府首先想到的可用军队便是淮军。这即是上一节提到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淮军。在国内，叶志超、聂士成都是常胜将军。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小同乡。入淮军，从小卒子干起，在刘铭传部一级级往上爬，靠的仅是轻伤拼命，重伤不下火线。捻乱平，积功升任总兵。光绪十五年（1889）擢直隶提督。做了“从一品”的全省最高军事长官，叶志超革命意志不衰退，似乎还是很能打硬仗的。如光绪十八年（1892）热河教匪李国珍倡乱，叶志超率军征剿，平建昌，连克榆林、沈家窝、下长皋围，攻乌丹城，一路连捷，仍然保持着平捻的气势。·輥·輵·訛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初从袁甲三讨捻，补把总。同治初改隶淮军，从刘铭传分援江、浙、闽、皖，累迁副将。东捻平，擢总兵；西捻平，晋提督。在中法战争中曾渡海援台。还师后，统“庆”军驻旅顺，又调统芦台诸军，晋头品秩，授山西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治军。·輥·輶·訛
叶、聂二人，均为淮军中的佼佼者。派他们联手东渡援朝，李鸿章应该说胜券在握了。但日本人在兵力上占着优势。这两位长胜将军能否利用他们的战争韬略、战争勇气，变被动为主动去创造另一次战争荣耀呢？
答案让人失望。
先说牙山之战争。加上两船的增援部队，叶、聂麾下的牙山守军已有三千三百多人。总体上虽弱于日本侵朝军，但在局部上，三千劲旅，仍是虎狼之师。
鉴于牙山无险可守，聂士成向叶志超建议道：“海道梗，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以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聂士成所说的公州，在牙山东南。而在公州北面、牙山东北五十里，尚有一险要之处，名成欢驿，为公州门户。二人商定，由聂士成率五营兵力驻守成欢，叶志超则率一营移驻公州。
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聂部在成欢布防完成，次日，日军即分两路大举进犯。一路从下面大道，一路从东面迂回，侧击聂军右路。聂部先设伏击敌，杀伤不少。后因日军占领成欢东北山头，炮击淮军各垒，故聂部不支，向公州退却。成欢虽失，聂部却也表现了顽强斗志。尤其是武备学堂学生军的于光炘、周宪章、李国华、辛得林诸人，英勇杀敌，誓不后退，全部力尽而牺牲于异国他乡。作为统帅，聂士成虽处险境，倒也从容镇定。撤退途中遇日本伏兵，又加迷路，众军惊恐，面无人色。聂士成见两鹤立于山头，遂对众人说：“彼处无伏兵，可以突围。”
待聂士成率军退到公州时，叶志超听到前方不利，早已弃城遁走。聂士成无奈，知牙山不可去，故绕走朝鲜东部山区，北上平壤，追赶叶志超军。
叶志超不战而弃公州，做了一次逃跑将军。
七月二十三日（8月23日），叶部至平壤。二日后，聂部亦至平壤。
从牙山至平壤，绕行一千五百多里，历时近一个月，叶志超、聂士成经历了一次境外“小长征”。公正地说，敌强我弱，战略转移或战略撤退都是可行的。况且，他们选择的战略目的地是朝鲜旧京平壤，放弃新京，占据旧京，这在精神上也算与日本人打成“平手”。问题是，叶志超不敢实话实说，却又将狼狈的逃遁铺张成“抗日”胜利，吹嘘“成欢一役，杀伤相当”。事闻于朝，李鸿章大喜，嘉奖叶氏，并赏银两万两犒军。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上谕下，任命叶志超为平壤四路驻军的“总统”。加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