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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志超、卫汝贵都是从士兵做起的。
刀刀见血，枪枪飞魂，积数年、数十年之战功，他们才爬到“提督”的高位军职。年老了（卫汝贵援朝时年六十），位尊了，银多了，肉厚了，胆小了，志灰了，还是那位将军，还是那支部队，却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英雄”向“逃兵”的蜕化，在和平生活里悄然完成。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和平演变”。甲午战争中的陆军将领，以他们时代的“和平演变”，警策后人。
再说聂士成。他在平壤保卫战中因故未曾上场。在下设想，倘若聂士成在平壤，在叶志超身边，或协助左宝贵防守玄武门一带，清军保卫平壤之战定当有另外的结局。
当叶志超率先由公州北逃时，聂士成亦率部撤出成欢战斗转移北上。叶氏抵达平壤，聂部则追至平壤东南七十多里之祥原。叶氏奏功，聂士成升任提督。与诸军会师后，聂士成仍感到总兵力不足，于是请示叶志超后，回天津募兵。行至途中，李鸿章电令他折回。此时，日军已占顺安，切断了平壤与后方的联系。聂士成行到安州，与淮军盛字营分统吕本元相遇，吕部马队两营，亦为援平壤而来。安州南距平壤一百八十里，北倚清州江，南有群山依托，城垣高大，易守难攻，实为平壤北部第一重镇。设若日军北犯，必须钻过安州这一孔道。安州北一百六十里为定州，亦是险要关隘。聂士成暂留安州时，便思考着据此地利，阻遏日军。
恰在此时，叶志超率诸军由平壤退至安州。一见叶“总统”，聂士成便自觉请命，要率部在安州抗日。叶统各军，损伤后仍有万人可以战斗。而且日军占领平壤后，并未急速北上，这给安州清军提供了足够的休整时间。倘能死守一战，日本人何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何以能轻而易举便渡过鸦绿江、抢占我东三省大片国土？
但“逃跑将军”叶志超只信一个“逃”字，哪儿还顾及聂士成的建议。听了只当没听，把手一挥：撤！“总统”下令，谁敢不遵？以淮军为中坚的援朝大军就这样狂奔五百里，弃安州，弃定州，弃义州，八月底，渡过鸦绿江，抵达九连城，这才惊魂始定地收兵一处。
陆军“援朝”，以彻底失败告终。
叶志超、卫汝贵临阵脱逃、弃械丧师的行径，引起朝野一片谴责。旨下，叶志超、卫汝贵著先行撤去统领，听候查办。二人所部各军，暂由聂士成统带。后来，二人均被逮问。叶志超斩监候，旋遇赦，死于狱；卫汝贵斩立决——这也许是甲午战争中自干重咎、处分最厉的陆军将领。
从“过五关斩六将”，到“走麦城”，这是小说化的关羽的人生轨迹。在下借“走麦城”一语，批评叶志超与卫汝贵，却并不想落井下石，将一切责任推给他们。叶志超固然畏敌如虎，卫汝贵固然“无用无能”，我们分明也看到了如下事实：
其一，在朝鲜战场上与中国援朝的军队对峙的日本军队，的确在人数（三万多对一万七）、装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其二，不会打仗、不能打仗、不敢打仗乃至临敌而怯，望风惊溃是当时淮军官兵的战场流行病。即便气贯长虹的左宝贵，他的部下（如副将杨建春、都司徐玉生、守备扬建胜等）也有开城逃脱者。由此，则暴露了淮军在和平年代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蜕化。理性评价，这叫“军队腐败”。
数量上、装备上、斗志上项项皆弱于敌，这个仗，怎么打？所以叶志超、卫汝贵之流的“逃跑主义”也自有他们的不得已。
唯心地说，这也许就是军队、将领的运数到了物极必反的尽头。“生于末世运便消”，英雄变成懦夫，光荣变成耻辱，大起大落，大暑大寒，繁花谢净，百枝凋零，个人的悲剧与国家民族的悲剧，一齐拉开序幕……
日本的武士，成为“淮军”常胜历史、不败神话的终结者。而“淮军”威信与荣誉的终结，又在中日关系史上标明了国运沉浮的宿命——在败于“西洋”列强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又开始了败于“东洋”近邻的五十年辛酸。
由“援朝”开始的“外战”，终于将战火引入国内。叶、卫处分后，新任陆军将帅们也大都担当不起御敌卫国守土之责。在自己的领土上，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势，仍然一败再败，一逃再逃，旬日之间，辽东半岛，沦入敌手。自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二十三日（9月22日）朝旨任命四川提督宋庆为“北洋军务帮办”集兵九连城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三日（3月9日）辽西军资重地田庄台失陷，以“淮军”为中坚的中国陆军在本土作战中，连创败绩，可以说仗仗失利，处处“麦城”——九连城失守、安东失守、长甸失守、宽甸失守、凤凰失守、岫岩失守、金州失守、旅顺失守、析木城失守、海城失守、鞍山失守、牛庄失守、盖平失守、复州失守、营口失守……面对日军进攻，中国军队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
说一个例子，就足以衡量中国陆军战力。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十七日（12月13日）辽南重镇海城被日军占领，鉴于海城的战略地位，清政府下令驻辽各军联手作战，“夹攻海城，冀获一胜”。 宋庆领命，统毅军，会同聂士成、吕本元、依克唐阿、长顺、吴大澂等所部，围攻海城日军。驻海城日军仅六千人，而攻城者由三万人，增加到四万人，再增加到五万六千人，最后增至六万人，凡五战，皆不克。以十倍之众，五攻而不下一城，对比平壤之战日军以二倍之兵破垒夺城，中日陆军，孰强孰弱，固已一目了然！
三、黄海悲歌的弦外遗音
上一节，我们讲到一个因玩忽职守而被砍了脑袋的将军卫汝贵。阵前斩将，朝廷似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卫汝贵便成了永远洗不净的“淮军”之耻。
在北洋海军中，也有一个因为逃跑而被斩首的军官，他叫方伯谦，是北洋水师“济远”号巡洋舰的“管带”（舰长）。
“死亡”对“生命”的意义，一律归结为无可逃遁的“否定”。这么看，怎样死都是无所谓的。
但“死亡”对历史的意义，对政治的意义，对伦理道德的意义却大相径庭。司马迁所谓“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盖源于此也。
杀卫汝贵，不足以儆“淮军”；杀方伯谦，不足以儆“水师”。二人死后，中国“淮军”不振，北洋“水师”覆灭，印证了“杀一儆百”这一招对于通体腐败的趋势毫无效应。
同样被处死，二人身后影响不一。
卫汝贵十分寂寥，几乎无人提及。他的同胞兄弟卫汝成，官至总兵，在辽东保卫战中效法乃兄，以逃为上。降旨逮治，闻讯潜逃，不知所终，可谓难兄难弟。
方伯谦则不乏研究者、翻案者。所以，这儿有必要补说几句方伯谦事件的原委。
方伯谦（1852—1894），字展堂，一说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1877年作为首届毕业生赴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留学，三年学成回国，曾任“威远”号练习舰管带。中法战争起，奉命带舰戍守旅顺，亲自督修威远炮台，因造价低廉，颇获好评。1889年，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号巡洋舰。1892年，实授海军副将（从二品）。甲午战氛初起，方伯谦受命率“济远”号由威海港起锚，为发于大沽口、驶向朝鲜牙山的兵轮护航。上节文字已经披露，方伯谦的“护航”其实是你航你的，我航我的，“航”而不“护”。幸庆的是，“爱仁”号、“飞鲸”号未曾遭遇日舰，平安抵达牙山外海。方伯谦的“济远”号与“广乙”号，各派随带汽船，帮助二轮完成了士兵、马匹和军需品的转载登陆，二轮于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上午与下午，分别驶回中国。
就在这天下午5时30分，“威远”舰从仁川驶回牙山，带回日军昨天已攻占朝鲜王宫、并劫持国王的消息。另有停泊仁川的英国军舰传来日舰将于明天开来的消息。闻讯，方伯谦作了这样的部署：夜11时，先令速度稍慢的“威远”号先行，并在大同江口等待；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拂晓4时，“济远”、“广乙”二舰驶出牙山口，追赶“威远”，以便结队回国。至于那艘将到未到而又特别需要军舰护航的“高升”轮，方伯谦考虑不多，只打算在航道上相遇时顺便告知：前方开战，速速返回。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晨7时，“济远”、“广乙”看清了日本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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