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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桥湖广会馆发米”。第三有了赏银，“予帑银十万两”。 第四，首领们有了功名，“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輩·輶·訛
名利双收，义和团成为铁帽子王爷们的利器，利器在手，操刀必割，想收拾谁，只要吆喝一声。这儿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得到慈禧太后与载漪的允许，义和团首领可以自由“出入禁中，日夜无期度。扬言将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谓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 试想，连光绪皇帝都成了他们威胁的对象，惶论他人。“一龙二虎”之号发明者还是载漪，据《崇陵传信录》披露，“载漪讼言上奉天主教，宫阉多入教者，率大师兄入宫大索，几及圣躬，卒无佐证，追坐荫桓罪赐死”。张荫桓参与戊戌变法，因此流放新疆。从杀张，可知载漪们的狠毒。
还有一次，载漪竟领着义和团头领闯入慈禧太后正在养息的颐和园，要检查太监中是否有教民，方法很可笑，即验看太监头顶有无“十”字，而这“十”字，又是别人看不见，只有义和团首领才可发现的。结果，义和团首领用此法指认两名太监是基督徒，要带出杀掉。慈禧太后大怒，高声说：没有我的许可，谁也无权把拳民带入宫中。而载漪则说，这首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后来，慈禧拗不过载漪，两太监被杀。
这个例子说明，义和团已在载漪掌握之中，成为他要挟太后与皇帝的工具。
武卫军五军虽属荣禄节制，但武卫后军的董福祥甘军一部，因为是载漪举荐进京屯扎的，所以也成了载漪的工具。董军完成了杀害日、德二国使节的任务后，载漪又向慈禧太后建议“用兵攻使馆”，这才有四天的御前会议，决定宣战。会上，载漪扬言“请围攻使馆，杀使臣”。 而主攻任务，当然交给了董福祥。这时候，载漪已经羽翼丰满，不但他“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外交、兵权并在掌握”，他的哥哥载濂、弟弟载澜也都“深被宠任，附和拳匪”。 一门三王公，手握生杀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一思想，越发变得简单起来：不听话，杀无赦！
本节开始所述许景澄、袁昶等五人的被杀，即肇祸于四天的御前议政会议。载漪的专横，也达到极点。
如五月二十日议论第一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奏：“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这乱民，即指义和团。话仅说了一句，端郡王载漪便抢过话头，伸出大拇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而当仓场侍郎长萃夸赞义和团为“义民”时，载漪与其弟载澜均言长萃所言极当，“人心不可失”。此时，光绪帝按捺不住，便问：“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善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倖全。”载漪不识趣，复言董福祥善战，剿回时大著劳绩，夷虏不足惧也。光绪帝又说：“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非回部可比。”·輪·輲·訛 从这针锋相对的对话，一见光绪帝之清醒，二见载漪之嚣张，人臣之礼，无复存在。所以当他听到袁昶说“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拳民断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大背公法”时， 在他心里，早已腾起杀机。而到会议第三天，载漪亲自提出了“攻使馆、杀使臣”的方案，遭到内阁学士联元的反对。联元力言此计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人入城，鸡犬皆尽矣”。听了联元的反驳，载漪恼羞成怒，竟然诬蔑联元因刚从使馆回来，里通外国，其罪当诛。慈禧受了他的蛊惑，亦大怒，立命斩联元。群臣伏地求情，慈禧才收回成令。
一个多月以后，袁昶、联元等五大臣还是被载漪集团送上刑场，御前会议，已见杀机。
朝中的大臣，违者皆杀。黑名单列好了，有大学士王文韶、尚书廖寿恒、侍郎那桐等人。因为联军入京太快，当权者未及下杀手，得免。
而外省大吏，相对较为安全，因而也敢于上书进言，反对恃拳民、攻使馆。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丁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等地方大吏联名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其言至痛切。山东巡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
鞭长莫及，慈禧与载漪们不高兴，也只有听之任之。
宣战诏书发出的那一刻，清政府便犯下了一个低级的、无可挽回的、自毁神器的错误。
袁昶的话，简单而明了：“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一个内政，一个外交，双双都错，谁能救他？
清政府的决策层群体，都疯了。
一个疯狂的政权，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仍以被人称为“袒拳中坚”及“祸首”的载漪为例，在其大权掌握的两个多月时间内，“每出，扈从数百骑，拟于乘舆。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盖得意甚矣”。
中国近代史的庚子之变一章，没有认真剖析载漪的决策作用，当为一大失误。所谓“伪造历史”，不一定指生生造假。颠倒了轻重，隐瞒了关节，模糊了是非，回避了责任等，都是“伪造历史”的常用手段。读史上当，不可不防。一个人，因为私利，因为愚昧，又因为权倾一时，误了一个国家，载漪为一显例。大清朝的庚子灾难，人多归于慈禧，于今思之，载漪之罪尤大。
还有一个疯狂的大吏，德行不可遗漏，此人即毓贤。从山东巡抚调任山西巡抚时，他在北京做过短暂逗留。时间虽短，他却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宣传义和团的“义”及“扶清灭洋”。“毓贤入都，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载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抚山西之命。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统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浸猖獗”。
毓贤赴山西巡抚任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初春。这年春天，正是义和团由直隶城乡奔聚京津的时候，朝廷谕各省督抚，拳民与教民应无分畛域，一视同仁。但毓贤承载漪、刚毅私意，置朝旨不遵，而以纵拳仇教为务。
他与载漪、刚毅相通密函，自言“阃外事惟贤所主，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然后更及其他，贤必为公等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輪·輷·訛 他的“无愧”，即是除洋教，杀洋人。
刚到太原时，他便听到了李莲英对他的一句赞语：“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闻言，毓贤喜不自胜，“因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环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
如果说山东的义和团是毓贤收编的，那么山西的义和团完全是毓贤缔造的。
山西义和团因为官办、官助、官褒的背景，平地起雷，烈焰遍地。“各属教民，富者皆为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后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匪势蔓全省”。
死难的“数千人”，都是中国人。
毓贤是用“挑动群众（拳民）斗群众（教民）”的手法，无中生有地掀起仇杀。因而，他就是山西拳教矛盾的制造者、激化者，是山西屠杀教民的元凶。
事情至此并未刹车。毓贤的最终目标是杀尽山西洋人。当年五月，北京拳乱趋于白炽，载漪、刚毅密函至晋，饬毓贤“力庇团民，痛除洋贼”。六月，毓贤命义和团焚烧太原大教堂，驱戮教士。毓贤登高观火，叹曰：“天意也！”营官欲施救，毓贤不许，斥曰：“汝何人？敢违天乎？且非有吾命，胡仆仆为？”
毓贤屠杀山西教士，还耍了一个阴谋。他先是将朝廷“保教”谕旨，行下各县，做个样子，换得教士的信任。后又发下通告，说因各县兵力单薄，防范疏漏，传谕各县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以利保护。教士闻讯，心怀感激，先后至者七十余人。教士被骗入彀，毓贤开始实施他的“灭洋”阴谋。《清史稿》本传所载较简单，略谓：“乃扃聚一室，卫以兵，时至蔬果。一日，毓贤忽冠服拜母，泣不可止，曰：‘男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