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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善（1820—1900），满洲正白旗人，由翰林院学士，累官内务府正大臣，于光绪二十年（1894）退职家居。因居高官，又与慈禧家有戚谊，故知朝中事最详。慈禧出逃前事，景善闻于文年，文年为朝臣，知事颇确。上述事件记下的当日晚上，景善为其子恩珠所杀，日记至此辍笔。最后一句话是：“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覆巢之下，已无完卵。
作为最后应召三军机之一的王文韶，也有对慈禧出逃的记载：
我于上日即二十日，共召见五次。至亥刻见面，仅刚、赵两人。太后云：“只剩尔等三人在此，其余皆各自回家去，丢我母子二人不管。尔三人务须随驾同行。”并谕我：“汝年纪太大，尚要汝吃此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随后赶来。赵、刚素能骑马，必须随驾同行。”我复奏云：“臣必赶来。”皇上亦云，汝务必要来云云。至夜半，犹说不即走。岂知天甫微明，两宫已仓猝出宫，狼狈凄惨情形，不堪言状。
王文韶于二十一日入城，因后门、东华门关闭，不能回宅，故借宿一夜，于二十二日寅时步行出西直门，行七十里，至贯市住夜。二十三日行四十五里，至居庸关住宿。二十四日至怀来县城，赶上了慈禧的大队人马。追叙王文韶的行程，目的在于重现历史真实。王文韶毕竟是慈禧出逃前参与议事的三大臣之一。另二人刚毅与赵舒翘，一病死于西狩途中的侯马镇，一被赐死于西安，因而没有留下关于慈禧西狩的任何记录。王文韶的记录，变得弥足珍贵。
嘲笑慈禧是没有意义的。但老太太怕人嘲笑，或风闻某些传闻于她皇太后的面子有损，也曾特于辟谣：
端王和澜公劝我马上就走。他们还建议我伪装成别人出去，这叫我很生气，就拒绝了他们。回銮以后，有人告诉我：外面传说我离宫的时候，穿了宫中一个老妈子的衣服，坐了一辆破骡车，而那老妈子则穿了我的衣服，坐在我的轿子里。我奇怪是谁编了这些故事。
与上面所引资料相比，慈禧向德龄揭示的流言，固然有“编”的成份，但老太太分明在遮掩当日出逃的狼狈。既然承认了“逃”，忙忙如丧家之犬、匆匆似漏网之鱼，都是常态与常规，讳亦无用。
女人，自以为是的女人，权欲膨胀的女人，原来也都跳不出虚荣。国都误了，家都破了，不作丝毫检点，反而在一件老妈子的衣服上絮叨自辩，足见人无出息，国无出路。
当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出北京时，数月前、数日前还高喊“扶清”的义和团，在糟害大清之后，小胆的散了，逃了，大胆的正在城中、宫中大肆抢掠。我们仍然引用德龄的回忆：“她（指慈禧太后）所不能带走的大批东西，后来都统统被掠空了，先抢的是拳民，其次就是洋兵。” 德龄的回忆之所以可信，主要是因为她的资料大多来于庚子之变的目击证人。
在慈禧一行出逃的前一天，即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早晨，八国联军已经从东直门（俄军）、朝阳门（日军）、东便门（美军）、广渠门（英军）多路突破，打入北京城。入侵者的首要使命是解救使馆区，所以各路军队入城后，即迅速向东交民巷集结。最先是英国军队于当天上午抵达使馆区，接着在下午四时半、五时半美国、俄国、法国的将领也带兵进入使馆区。就在联军大部队相继进入北京外城、内城的时候，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还在紫禁城内召开最后的御前军机会议。
我们不妨提出一种假想：入侵者如果以灭亡中国为目的，完全可以不先向使馆区挺进——使馆区的馆毁人亡正好给他们毁灭中国增加口实；改而包围紫禁城，则慈禧、光绪皆为臣虏。因为，经过联军的围城炮轰，不论野战军性质的武卫军，还是武警性质的御林军，都已经溃不成军，如鸟兽散。七月二十日这一天，皇太后、皇帝连私人保镖都跑光了！
不是敌人慈悲，要放老佛一马，实在是联军预设的战略目标里没有劫主灭国的任务。
能跑的，跑了。不能跑的，任人杀戮。
惹祸的，溜了。北京城的无辜百姓身被奇祸。
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实施着两大战术计划，一是杀人，二是劫财。
北京不设防！完全失去了军队保护的北京平民，面对全副武装的八国联军，自始至终，都只能用四个字加以概括：任人宰割。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家终于又捡到了最典型的爱国主义教材。翻展这些充满爱国激情、充满反帝义愤的教材，真的让人慨叹：
记住仇恨容易，吸取教训困难，牢记仇恨并牢记教训尤难。汗牛充栋的文字，记录着八国联军的罪愆，为什么不用一小节文字分析一下是谁引发了矛盾，是谁激化了冲突，是谁造成了灾难，一步步，将一个弱国拖入一场与八个强敌的较量。较量而不胜，你被打倒了，在你身上再踏一只脚，那可是胜利者词典里大写的权利！
让我们静下心来，用不太琐碎的文字，铺排一下八国联军由酝酿到入侵的大事月表，从中爬梳出一些历史的蛛丝，让生活于和平之境的国人感受何谓牵一发动全身？何谓儿戏国事？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1900年1月27日，美、英、法、德四国公使照会清廷，提出应对烧教堂、杀教民的义和团取缔镇压。
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二十六日（2月25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驻华使馆，已有旨命直隶督剿义和团。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七日（4月6日），鉴于义和团在直隶各地烧教堂、杀教民日甚一日，并有进逼京津的动乱态势，英、法、美、德四国驻华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敦促其镇压义和团，且以出兵帮助“平乱”相许。
四月十四日（5月12日），义和团在涞水焚教堂，灭教民三十家。消息传来，四月二十三日（5月21日）各国公使照会清廷，速速平定义和团，并提出派兵保护使馆。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各国公使再次敦促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同时，各国军舰集结大沽口外待命。
五月初一（5月28日），各国驻华公使以保护使馆安全为名，照会清政府，允许他们派兵进入北京。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先是不准，后经讨价还价，始允许每国派兵三十名，驻华十一国公使，可派三百三十人进入北京。自五月初四（5月31日）至五月初七（6月3日）大沽口外各国舰船共有四百五十多名海军陆战队兵士，乘坐由中方提供的火车，陆续抵达北京，进入使馆区值勤。
五月十三日（6月9日），鉴于义和团在京郊的烧杀及大批涌入北京，各国驻华公使联合决定，应向驻京使馆区再增派保护力量。此前，各国政府电令各大使馆相机行事，并指示大沽口外舰队听从大使馆调遣。
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英国西摩尔将军率领一支近四百人的部队，从大沽口附近登上火车，经天津驶向北京。西摩尔的行动，并非英国一国的行动。此前的6月6日，他曾在自己的旗舰“百夫长”号上召集法、德、意、俄、奥、美、日等国军官会议，为协调登陆作了详尽安排。依据各国军官协议，在西摩尔率四百人先行后，将另有一千五百多人接踵登陆入京。6月7日和8日，英国海军部已致电西摩尔，授予他自主采取一切行动的权力。而就在他出发的前一天即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紧急电告西摩尔，请求军队火速赶往北京保护使馆。因而，西摩尔率部西进是贯彻八国政府、八国公使意志的多国军事行动。这支部队过天津，又过扬庄，在白河大桥附近与聂士成武卫军互相挥手致意，顺利通过。由此可以证明的是：清廷并未下令拦阻这支部队，而这支部队的入京任务仍然锁定在加强各国使馆防务方面。行至“落垡”站，因铁路被义和团破坏，这支部队被迫下车，步行向廊坊趋进。由于没有陆战经验，加上义和团骚扰及后勤不继，西摩尔进京受阻，6月26日重回天津。
鉴于6月1日永清二教士被杀，6月2日北京麦加利银行被烧，天津苏家桥教堂被焚，6月8日京津铁路被毁断，6月11日日本外交官被杀，6月13日北京教民三百人被杀，所以各国使馆加紧了调兵保护的步伐。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二千四百多名联军士兵登陆，进入天津租界区，对各国侨民实施保护。
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大沽口外联军谋划抢夺大沽口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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