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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略有错位之嫌。
有几个罪魁祸首，在八国联军的惩处名单上是被指名道姓的，但他们幸运地早死了几天，故免于“斩立决”。如徐桐，没来得逃出北京，是被儿子徐承煜逼着悬梁自尽的。如刚毅，随驾逃到山西，得知京城已破，洋人索命，忧惧而病，呜呼而亡，落了个全尸。
大多数的罪魁，等到了最后的惩罚。如徐承煜，如启秀，被日军捕获囚禁，又被清廷处斩。如赵舒翘，因为附和了刚毅“拳民忠义可用”的假汇报，这才酿成拳民大聚京师。关于他的死状，有如下记载：
赐令自尽，派陕抚岑春煊监视。舒翘犹以为必有后命，其妻谓之曰：“君无冀也，吾夫妇同死耳。”乃以金进。舒翘吞少许，逾三时不死，犹处分家事。又痛九十余老母见此奇惨，既而自恨曰：“刚子良害我！”春煊迫于复命，乃更进鸦片烟，两时仍不死。再进砒霜，始偃卧而呻，夜半犹未绝。乃以厚纸蘸热酒，连蔽其窍，乃绝。其妻仰药殉焉。
判处毓贤死刑，颇有周折。原判为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由于各国申讨，改为就地正法。此时，毓贤遣发新疆，已到兰州。其过程如下：
派何福堃监视行刑。署甘督李廷箫，为晋藩时附和毓贤，纵拳戕教，既得毓贤正法之命，持告毓贤。毓贤曰：“死吾分也，如执事何？”廷箫虑不免，元旦仰药死。兰州士民谓毓贤伏法为冤，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并自挽曰：“巨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毓贤有母八十余，留太原，一妾随行，逼令自裁。正月初六日，何福堃至什字观，呼毓贤出，武员举刀斫之伤颈未殊，毓贤连呼求速死，其仆怜之，赐断其项，收葬焉。
死状也惨，发人一叹，但对照上节太原杀传教士冷酷无情之状，可谓一还一报，上苍有眼。赵、毓二人，妻妾皆殉，赵妻自尽，毓妾逼殉，毓贤残无人性，可见死不足惜。
在受惩诸大臣中，赵舒翘上贼船源于投机软弱。倘在涿州视察后实话实说，不附端、刚之翼，或可贷一命。处死赵舒翘后，慈禧亦有怜悔之意。载勋、英年与赵舒翘同一个月份（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同一方式（赐自尽）死。
有两个最该杀头而逃脱死罪的，是端郡王载漪与甘军首领董福祥。载漪与其弟载澜，永戍新疆，后走蒙古，实为慈禧太后私纵。董福祥兵权在握，西安又是他的势力范围，故仅夺其官，命归甘肃，做起了塞上富翁。
慈禧太后，也是受了历史惩罚的。生活的苦难，西狩途中已备尝之。出京三日，仅食三枚鸡子，由此见乎一斑。最可惜，她藏在宫中的连城之珍丢了，她身边的肱股大臣散了，她灭洋的美梦破了，她扶植的“大阿哥”垮了。倒行逆施，百事不顺，一贯自以为是、令行禁止的皇太后，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也开始服软认命了。一次，与吴永闲聊义和团入京后猖獗情形，竟也自认为是“纸老虎”。尤其出人意料的是，经过了戊戌政变，庚子拳变，慈禧重又确认了变法图强、新政治国的中枢路线。吃一堑，长一智，晚年慈禧，较其前半生，已稍稍进步也！
“罪”与“罚”的话题，从封疆大吏追到中枢大臣，又追到最高决策者，似乎理清了线索、分清了责任，再也无话可说了。不妨听听慈禧太后的检讨：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这一段话，说来漫不经意，因而没有引起史家注意。其实，这是对庚子之变（拳民之乱、联军之祸）的最真实总结。冲着这份自我认识或自我检讨，慈禧太后就不再是一个讨嫌的老夫人，起码在她前一百年、后一百年中国所有的领袖级政治家又有几人有这一份诚实与明白？
慈禧的自我批评里，也隐藏着一个秘密，即便是违背了国际公法的行为，在中国最高当局那儿也是有所控制的。这在庚子之乱时外国人的记述里早有披露——围攻各国大使馆是个象征性警诫，荣禄曾派人给大使馆送米面，送蔬菜，送新鲜水果及西瓜；·輭·輰·訛经慈禧太后严令，不准用武卫军的新式大炮炮轰大使馆。·輭·輱·訛 如果用了这种大炮，只要二、三门，轰上小半日，使馆区即被夷为平地。慈禧的动摇，荣禄的周旋，保住了各国公使们的性命，这也为日后的和谈与收场，埋一伏笔。
留给后人的是这么一个话题：“个人错误”是如何酝酿成“国家错误”的。清楚了这一点，自然对“个人惩罚”升级为“国家惩罚”不再意外。
重回庚子年的春天，有一种“精神对接”的现象，后人最应予以正视。此即“匪精神”与“官精神”的对接，“无政府主义精神”与“政府权力”的对接，“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对接。本不相容的两种势力握手言和后，原有的相互压力亦随之消散，这有如无数的压簧，一瞬间解除了压力，自然的反弹，必会引发全局性震颤。一层层煽惑，一层层谣传神异，义和团精神竟然变成了国家精神。在那一刻，举世皆醉，无人敢醒，连慈禧太后也不敢做群众运动的尾巴。政治的扶持与宗教（其实只是准宗教或邪教）的暗示唱起了二人传，人的疯狂遂扩大为国家的疯狂，人的愚昧遂扩大为国家的愚昧，人的错误自然投射为国家错误。最后，“罪”与“罚”的清算，就是超个人的国家清算。中国有罪，中国受罚。教训极为沉重，百年冷思考，我们将如下两条摆在首位：
其一，切忌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下普及荒谬或哄抬荒谬。
其二，切忌让少数人俘虏了我们的国家。
“罪”与“罚”，是基于因、果逻辑的线索性描述。用这两个字，归纳一个断代的国内动乱与国际争端，定然有以偏概全或定性不准的局限，何况我们又模棱了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呢？坚持至今，未再换个词儿，还是想真的理清历史责任。从“战争”的角度回望百年前的八国联军登陆入侵，我们还没有发现先于义和团烧杀抢掠、先于教堂被毁、教民被害、教士被杀、使馆被围、公使被戕而在八国间预谋的战争方案；我们面对的仅仅是因为内乱升级而诱发的外患加骤，或者说因为内政失误、外交失误而激发了中外矛盾和中外冲突，这才导致了一弱国与八强国的军事摊牌。
作为战争的一方，清廷是发了宣战书的。口上宣战了，手上功夫跟不上，嘴硬手软，败下阵来，所以还应该从“战争”上找找原因。仅仅是基于如下的考虑：八国联军打败中国军队，并不是中国军队的责任，因而这失败也不能视为军队失败。为了给“国家责任”及“国家失败”留有反思空间，所以本章对中国军队的败状、败因皆未展开论析。下面，我们将用不多的文字，择例而陈，揭示兵不堪用的真相。
其一，军队“事权不一”，因而整合不成一支抗敌卫国的有生力量。
“事权不一”的话，是袁昶说的。他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上疏中指出：“拳匪所到之处，先喊令人磕头烧香，官兵竟随同礼拜，兵气衰疲不可用，一至于此。皆由无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此事权不一之故也。”以武卫五军为例，五军之首虽为荣禄，但他仅能调动武卫中军一部。作为武卫后军的甘军，就完全等同于董福祥的私家军队。甘军在京，形同匪盗，杀日本外交官，杀德国大使，联军入京后，又大掠而去。对于武卫军统帅荣禄，董福福竟敢派一满兵前去暗杀，只是因为这个兵士不愿领命，逆谋遂寝。
在抗击联军入侵的京津防线上，作为总督的裕禄，兵将相失，首尾不应，连战皆败，饮弹自杀。作为督师的李秉衡，率四军迎敌，一接战，张春发、万本华二军即先溃逃，陈泽霖军复闻炮而遁。手下无将，李氏只好吞金而死。
与中国军队的群龙无首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八国联军临时推举出的每一位司令官，都有个人权威，都能统驭全局。
其二，轻重倒置，无备而战。
宣战诏发布前，以武卫五军驻防为例，有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