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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晚，在东亚同文会上讲：“中国现在则久乏维持之实力，故日本之责任，非常重大。余希望日本力图中国之保全，而与中国互相提携也。”
——同日晚宴后，孙中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谈及中国东北的中日联合开发问题，桂太郎表示赞同。
——2月20日，桂太郎内阁全体辞职。此前，孙中山曾与桂太郎有过密谈，其中还言及十分敏感的日本向海外移民的问题。对孙中山的许诺，本人尚未查清，但从桂太郎的反响看，孙中山许诺定当积极。桂太郎说：“予始闻先生劝告，日本与中国提携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日本得此功绩，绝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
引证的目的在于指出，孙中山亲日、联日是一贯的、公开的。如果据此而作“卖国”、“爱国”的政治判定，显然是忽略了孙中山、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的国际背景。当一种开放的、国际性的思维在某一特定时代氛围中形成的时候，历史的主人公不可能只享其利而不承其弊。孙中山何以能免？
两年之后的1915年1月，日本人胁迫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史传孙中山在袁世凯正与日本人百般周旋、讨价还价的时候，一是在2月5日与满铁株式会社二头目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签订《中日盟约》，出让中国利益。二是在3月14日致函日本外务省，以出让中国利益，换取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而早在上一年的4月16日，孙中山曾有长函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即以出让特权为条件，请求日本政府给他领导的革命以援助。出让特权之多，甚至远远超出了“二十一条”对中国的索取。
历史学者已有辩伪文章指出孙中山给大隈函、给日本外务省函均为伪造。·輥·輵·訛 公案可以到此了结。留下的教训，几乎无人细细掂量：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便给境外势力冠以“国际主义”、“亲善友邦”的美称，即便从他们那儿可以获取阶段性的支持，如果视其为解决国内矛盾的后援团或同盟军，关键时刻，必有人用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及个人清望加以补偿。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凡有国际背景的中国政治人物，无一人未曾对他们的外国朋友付出学费。
孙中山为此是受了影响的。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孙中山单独联络日本人的消息传开，在国民党内即有人说“不”！
——1915年2月11日，参加“欧事研究会”的国民党人李根源、林虎、程潜等人联名通电曰：“吾人第一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
——1915年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纽永建、李烈钧联名通电，反对“假借外力”与袁世凯较量，电曰：“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倚赖他族，国必不保。”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极力鼓动“二次革命”，还与他刚刚在日本发表的政党意见相左。1913年3月13日，宋教仁被刺前八天，孙中山在神户作《党争乃代流血之争》的演讲曰：“盖党争为文明之争，能代流血之争也……今各党之争，皆维持民国，以民国为前提，以民国为基础，故曰党争。”一回国，他又策划了一场有流血、无胜算的“二次革命”。在我们后人看来，这样的“革命”还是少一点为好。
文字逶迤，似有盘马弯弓之恋。在下的用意仍然固持于中华民国的先天不足，及民国首脑人物们的时代自蔽。说“咸与民国”了，但“民主”是虚幻的；说“专制反弹”了，但“国权”一直旁落。要么民主，“以天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要么专制，出一秦始皇威压百僚万民。可惜在中华民国时代这两个极端状态都未出现。新生的老大帝国内，顶着现代名号的各党各派，由纷争而内战，由内战而割据，有如一条船上的几伙强人，拆船为兵，据仓为堡，并不管这船漂向何处、沉在何方。
日本人面对这样的中华民国，想不侵略，上天都认为他们坐失良机。
回转本书的叙事轨道，我们将看到：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刚刚被选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即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11月10日停止国会活动。11月26日，袁组织政治会议取代国会职能。1914年1月10日，袁下令停止国会残留议员职务。
中华民国进入无国会时代。
此时袁世凯的个人军事独裁宣告完成，他对共和制的销解亦彻底实现。但袁世凯错了，当他把国民党逼入“非法”或“地下”，屠刀高举，杀人如麻的时候，一个对立的有可能进行议会较量的政党消失了，一个从事流血斗争的军事实体却在中国南方暗暗组结。因而，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开始自毁神器，自酿动乱。
1913年9月27日，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开始筹建新党——中华革命党。一贯宣传“民主”的孙中山开始向袁世凯学习。他要做“党魁”，他要入党者签名画押，宣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
党有“党魁”，是现代政党向封建帮会的倒退，又是民主政党向法西斯政党的蜕变。
孙中山想象不到，他为了加强党的凝聚力的努力，反而招致众多骨干国民党员如黄兴、蔡元培、李烈钧、程潜等离他而去。在他死后，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蒋介石走向专制与独裁，其实是双双继承了后期袁世凯与后期孙中山的衣钵。
有权者，倾向专制。无权者，倾向造反。中华民国，被这两种人撕裂着。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自己黄袍加身，做起了洪宪皇帝。考其初衷，除愚顽的帝王眷恋之外，也还有一丝加强中央权力，巩固国祚的打算。哪儿料得本欲自神，反而自丑，本欲固本，反而强末，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筹划，顷刻间变成了四面楚歌的绝唱。十万政府军没有挡住“护国军”的讨伐，七省“独立”，南方建立了“军务院”，实际是有了第二政府。众叛亲离，百计无施，袁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袁氏忧病而卒。
反袁的胜利，被史家誉为“第三次革命”，其实不确，因为这次斗争并不是由革命党人领导的；就其结局而言，也没有引动任何“革命性”的转机。
若从总体形势上评估，“护国”运动仍然免不了有借“国家”筹码，博取“党派”清誉的嫌疑，而一个更大的秘密在于，不论是袁世凯们恢复帝制与蔡锷们讨伐帝制，都是日本人导演的“以华制华”的“木偶戏”。大闹一番之后，中国人心更散了，党争更甚了，军阀更横了，国力更弱了。倘若不信，请看事实：
前文已述，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既支持清政府，又支持革命军，以求促成中国南北分治。民国建立，袁世凯当政，日本政府既支持袁世凯政府，又支持孙、黄革命党人，目的还是分而治之。当发现袁世凯有复辟倾向时，日本人则竭力鼓动之。如黑龙会在给日本政府的谋划中就公然申明：“确实执行中日同盟的政策及改变中华民国为君主立宪的政策，实际乃是改造中国所应采取的根本原则。”
袁世凯果然上钩。中国朝野人心浮动。日本政府突然变卦，由“挺袁”改而“反袁”：
确立帝国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并使中国人自觉承认这一地位，以建立日中亲善的基础。为此，必须反袁。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使中国自己形成反袁的形势，然后帝国可乘机行事。在（日本）有志者帮助反袁的中国人，给予金钱和物资的援助时，政府虽不公开鼓励，但可采取默许的态度。5。 由外务省统一掌握对中国的方针政策。
为促成上一方针，日本内阁通过久原房之助送给岑春煊100万元，送给孙中山50万元，又分别给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各10万元。
谜底揭开后，中国人面对袁世凯下台还笑得起来吗？
屡屡设计瓜分中国的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是孙中山十分要好的朋友。朋友害你，你躲得了吗？
袁世凯们、蔡锷们及孙中山们，都做了一次木偶人。
还有一个“护国后遗症”，又糟害中国十多年。“护国后遗症”与“辛亥革命后遗症”有类似处。即一种“超级权威”消失后的无权威状态，或“超级压力”释放后的无政府状态。换一表述，又可以说是“打倒阎王，小鬼当家”。
袁世凯倒于蔡锷、唐继尧等“护国运动”人物之手，但护国成功后，护国者并未拥有国家掌控权，中国的国家权力依然掌握在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