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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那您的作用是什么呢，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肥胖笨重的阿赫塔姆江边扶正眼镜边问道，“您为自己选定范围了吗？”
“没有，”杰尼索夫呷了一口白兰地微笑着说，“我不参加瓜分，我保障你们在这里的安全，而你们为此要维护我和我的机构。”
“可如果我们谁也不同意呢？”好吵闹的阿赫塔姆江追问一句，“那时你干什么呢？”
杰尼索夫明白，阿赫塔姆江想探听市里哪个领域的利润最丰厚。他笑了笑说：
“我哪里也不涉足。那时我就会请另外的人来，还是那些条件。”
从那时起差不多过了三年时间。杰尼索夫超脱商业活动，正如他所说，出色地维护着生活空间的秩序。他又向被他保护的人提出一项参加慈善活动的要求，以此作为加强市民对这个城市父辈的崇敬和热爱的有效手段。起初商业家们大都反应冷淡，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都相信了他们的指挥官是正确的。
最复杂的问题莫过于防备外来人对城市的侵扰。私人企业的成功，高额的、丰厚的利润让各种集团的人，还有那些谋财害命之徒对城市垂涎欲滴。有些人试图瓜分烤好的馅饼，有些人谋划开拓自己的事业，有些人妄图敲诈勒索捞一把。杰尼索夫有自己的侦查和反间系统。侦查机构监视、维持各个机构的成员遵守确立的规则的情况，反间体系专供与外来人作斗争。
早在几个月前杰尼索夫就预感到一些不妙的情况。他也说不准问题在哪里，只是嗅到了。一天早上他醒来后对自己说：“城市里要发生什么事。”几天来，他一直分析自己的这种感觉，没得出任何结论，便召见了侦查和反间机构的负责人。
“我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也没有准确的信息，只发现有一些零碎的迹象。市里的妓女们中间有一些传言，说她们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走运，走什么运？这一年来，有好几伙人开着自己的车三次到市里来，只呆一天就走了。他们是些什么人？来找谁的？为了什么？他们并没向我们打招呼。如果他们打招呼了，那就是说不是我们忽略了，就是我们中间有人搞蒙骗。还比如说，我的孙女蔽拉。我到学校和老师们谈过话。你们知道他们对我说些什么吗？说近来薇拉学习特别好。你们听听！特别好，而不是我预料的很坏，因为她正处在青春期，而且她完全不听父母的话。特别是那位教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的女教师对她倍加赞扬。还好，对我的一点看法她也抱有同感，也认为薇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是什么样的作文题目，她必然就享乐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大发议论。她才14岁啊！”
“是麻醉品？”刑侦处长，微胖的矮个子斯塔尔科夫抬头说。
“像是，很像是。但也许我所说的这一切并无相互联系。很可能市里没有什么麻醉品，不过无论如何我想知道正发生什么事。”
两周后收集到第一批情报，城市里所说的“走运”的妓女们好像是在国外找到了既舒适又赚钱的工作，她们已经走了。但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开车来的那伙人在山谷疗养院租下一幢二层小楼，洗桑拿浴、喝酒，住了一两天便销声匿迹。根据情况判断，这些人虽然同时到达，但不是同路来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而且照理说互不相识。那个服侍他们洗桑拿浴的小伙子从没有听见他们相互间以名字或以“你”相称呼。至于杰尼索夫的孙女薇拉，她只是在谈恋爱，和一个师范学院教化学和生物的在校实习大学生热恋。提供情况的人证实说，大学生很守规矩，并没有做越轨的事。
可是，这并没有使杰尼索夫放心。于是他找社会心理学家咨询。
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从不喜欢拐弯抹角，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现在的14岁的女孩是否有可能把爱情看做需要以命相抵的罪过呢？”
“当然可能，如果对她的教育中有误导的话。”
“什么是‘误导’呢？”
心理学家给杰尼索夫详细地解释了一番。可是说实在的，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的儿子和儿媳妇都是非常正派的人，他们对女儿的教育也很正规，家里从没发生过任何有关心理反常的事件。
“如果您保证不大喊大叫，对我说什么‘这根本不可能，您怎么敢’一类的话，我便可以给您提供一种解释。”
“我保证。”
“我的解释为性反常，性欲倒错。”
“您说什么？！”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气愤地说，“假如您见过她……修长、纤弱的身材，一张稚气的孩子脸儿，她14岁像刚刚12岁的孩子。薇拉是个绝对天真无邪的好孩子。如果您怀疑麻醉品的话，我也许赞成。也许第一次有人诱骗她或强迫她吸食毒品，后来变成了不能自主的奴隶。这太可怕了，但总还算个解释。你说什么自觉自愿和出于善良的愿望，不，这完全是例外，这简直不可能！”
“您表过态的。”心理学家责备地提醒说。
“对不起……谢谢指教。这是您的酬金。”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把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便转身走了。
杰尼索夫对这次求访极其不满。回家时他想到，应当在不久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为市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建立专项奖学金的问题。也许这可以促使他们学得好一点。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认为当前的条件与培养专家的要求是不适宜的。
很快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件。被刑侦处长斯塔尔科夫派去了解疗养院小楼晚会情况的瓦西里·格鲁申因颅骨骨折被送进市医院。他伤势很重，手术后使失去知觉。在他苏醒的几分钟里，身旁只有一个护士。
“记下……电话……”格鲁申嚅动着嘴唇说，“请告诉……名字……马卡洛夫……打……电话……”
“您放心，我打电话。”小护士安慰地答应着，便跑去找医生。10分钟后格鲁申去世了。
“您看，打电话吗？”护士把记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卷成个纸筒。
“随您便，”医生耸耸肩说，“要是我一定给警察局打电话。您也清楚，他是刑事案外伤。或是报告那个侦查员，他昨天在这里坐了一整天，等着格鲁申恢复知觉。今天他肯定还会来的。”
“好吧！”护士叹了口气，便伸手拿起电话。
“城市里正发生着什么事？”杰尼索夫气势汹汹地质问坐在他面前的人，“我问你，这是个什么组织，竟敢杀害我的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表明格鲁申已经找到重要的情报。这里出现这么严重的事件，我们反倒一无所知。你们怎么解释？”
“我们也不是神，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他的对话者心平气和地回答说，“假如我们什么事都一清二楚，就不存在与犯罪活动进行斗争的问题了。您自己也不必太着急，您也不是第一次损失人了。”
“但我总该知道，甚至在你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该知道，为什么我失掉他们以及是谁的责任。可现在我没有掌握任何情况，这使我非常担忧。以我的理解，还不具备破案条件吧？”
“最起码的也没有。”对话者摊开两手遗憾地强调说。
“显然，”杰尼索夫失望地说，“马卡洛夫这个姓不是提供侦查线索的特征，它和什么伊万诺夫，还有西多洛夫没什么区别。你们也没有时间把城里所有姓马卡洛夫的人都审查一遍。况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