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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辩护律师是国际法庭指派的，还是被告自己聘请的？”石美瑜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要包庇罪犯？”
东京审判战犯条例规定，每个被告可以聘请两名辩护律师，其中一名为日本人，另一名可以在国际法庭聘请。因被告们知道东京审判大权操纵在美国手里，故他们全聘请美国人。
白崇禧说：“商先生在报告里说，辩护律师是一名日本人和一名美国人。他们之所以从中作梗，是妄图包庇罪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但这件事涉及到盟邦美国，请曹先生不要外传。委座说了，盟邦正从军事上和经济上帮助我们消灭共产党，说话不要有损盟邦形象，千万千万。”
他接着说：“各国对乙、丙级战犯的引渡工作也不那么顺利，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又引渡了三批战犯来中国受审，其中由南京军事法庭直接审判的战犯就有三百五十多人。你们的任务很繁重。因此，对谷寿夫的审判要抓紧。”
石美瑜说：“对谷寿夫的犯罪调查已经结束。这次调查得到许多外国朋友的热情支持，南京人民的支持更不用说了。比如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那天，调查组来到雨花路南京市第十一区区公所进行调查时，正下着大雪，但人们冒着严寒扶老携幼，夫哭妻或妻哭夫，子哭父或父哭子，以及父母共哭其子女，前往控诉谷寿夫的罪行，人数竟达一千人之多！”
他说：“现在，曹主任和三名监审官正在审读谷寿夫的罪证材料，估计再过几天，一月中旬可以开庭审判谷寿夫。”
“好！”白崇禧点点头，“总之，要抓紧。”
一月十二日上午，曹士澂和石美瑜与三个监审官，聚集在战犯处理委员会小会议室，研究哪天开庭审判谷寿夫。曹士澂说：
“现在，我们已掌握了大量铁证如山的谷寿夫犯罪材料，可以开庭审判他了，我的意见，开庭时间定于一月十四日。诸位的意见呢？”
赫怕特显得傲慢地把雪前烟伸向烟灰缸里弹了弹灰，问道：“中国朋友的意见，是判处谷寿夫的死刑还是无期徒刑？”
曹士澂说：“关于谷寿夫的犯罪材料，三位美国朋友都看了，真是罄竹难书！我们的意见，是判处他的死刑。”
阿尔达克的话，更出乎曹士澂的意料之外：“没理由判处谷寿夫的死刑。原因是，国际法庭定松井石根为甲级战犯，是以他是南京大屠杀首要罪犯起诉的，既然松井是首犯，谷寿夫的犯罪就摆在次要位置上了。历来的法律都有这么一条，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石美瑜想起美国律师与日本律师狼狈为奸，在东京为战犯开脱罪责的事，像打量怪物似的望了三个美国人一眼，说道：“谷寿夫不是胁从者，而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
霍西冷笑着说：“日军进攻南京时，松井石根是指挥九个师团的总司令，谷寿夫只是个师团长，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应该是松井，决不是谷寿夫。因此，只能判谷寿夫有期徒刑，判个三年五年吧！”
曹士澂很气愤，但话说得心平气和：“南京大屠杀，松井石根和谷寿夫各有各的罪行。这次屠杀，谷寿夫是具体指挥者，而松井丝毫不加制止，犯有纵容杀人罪。松井是首犯，谷寿夫是主犯。”
“不必玩弄文字游戏了，首犯与主犯有什么区别？”赫伯特偏着满头棕发的脑袋，望望曹士澂，又望望石美瑜。
“大有区别。”曹士澂说，“首，是第一，如罪魁祸首；主，是负主要责任，如主持和主办，我们认为松井应判处死刑，谷寿夫同样应该判处死刑！”
“不，不！”赫伯特执拗他说，“对谷寿夫，顶多判他五年徒刑，我们不能作复仇主义者！”
因为蒋介石有吩咐，“工作中要多多听取三位监审官的意见”，曹士澂只好说：“我们负责把三位监审官的意见，如实向国防部汇报。”
于是，曹士澂去请示白崇禧。白崇禧也做不了主，去请示蒋介石。这回，蒋介石听了白崇禧的汇报，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腰杆子硬了起来：
“那个谷寿夫，唵，在南京杀害了几十万中国人，罪不容诛，不能听三个监审官的，非判处他的死刑不可，唵！”
正当准备开庭审判谷寿夫时，他却因心脏病复发而卧床不起，只好将审判时间推迟到他病愈之后的二月二十五日。现在是三月十日上午的最后一次开庭，加上在南京的五次预审，这是第六次审判。
法庭设在南京中山路励志社礼堂。悬挂在审判厅上方的横幅写着：
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
两根柱子贴着将岳飞《满江红》里的名句改动两个字的对联：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倭寇血。
台上第一排座位上坐着石美瑜、陈光虞、张体坤等七名身着黑色法衣的法官，第二排坐着出庭作证的中外人士和两名指定辩护人。监审官赫伯特、阿尔达克和霍西，因为手中的指挥棒失灵，心里不是滋味，没有到庭，台下坐着中外记者和听众一千五百多人。
八点二十分，暂时被解除手铐的谷寿夫，由四名法警押上法庭。他头戴深灰色礼帽，身着从东京带来一直没有穿过的土黄色呢料军服，两手戴着白色手套，嘴上的仁丹胡也着意修理过。从他的这副打扮和表情看，仿佛是出席朋友的宴会似的。其实，他是想给中国人留下一个临死不屈的形象，但是，这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个厚颜无耻的形象，一个令人看了感到恶心的形象，很像一只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战争罪犯，抬头望了望台上的横幅和对联，取下礼帽向台上一鞠躬，又向台下一鞠躬，然后将礼帽提在右腿旁，转过身去面向台上站着。
八点十三分，石美瑜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神色肃然地宣布开庭。顿时，全场鸦雀无声，仿佛法庭突然变得非常宽阔起来。
“被告谷寿夫，六十六岁，日本东京都中野区人，陆军中将，先后任日本第六师团长和第五十九军司令官。”公诉人陈光虞开始宣读长达两个小时的起诉书，历陈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谷寿夫全神贯注地听着，当陈光虞说到“被杀害者过去认为是三十万人，经过反复调查核实，被杀害的确切数字是五十万人，以及二万妇女被强奸，大火烧了一个多月还没有熄灭”时，他皱着眉头，蠢蠢不安地蠕动着矮胖的身子，又两手不安地合在一起搓了搓。
十点三十五分，起诉书宣读完毕，石美瑜说：“现在，由律师梅祖芳、张仁德先生为被告辩护。”
谷寿夫搔了搔花白头发的脑袋，拒绝说：“不用律师辩护，我比律师先生更了解事实真相，也更了解我自己。”
“你可以不要律师辩护。”石美瑜说，“那么，你对起诉书指控你在南京大肆屠杀无辜百姓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话要说？”
“对公诉人先生的指控我不能接受。”谷寿夫仍与预审他时一样抵赖着，“我已说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奉天皇之命向中国作战，交战双方都要死人。对此，我只能表示深深的遣憾。有战争必有伤亡。所以，不存在什么大屠杀，不存在有什么大屠杀主犯。”
他花言巧语，将自己的犯罪行为推得一干二净。
石美瑜狠狠瞪了谷寿夫一眼：“请受害人提供证据。”
一个中年男性从台上第二排座位上站起身来，他满脸愤慨地说：
“我名叫冯清江，是南京的一名建筑工人。民国二十六（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下午三点左右，我从工厂回家，路过草鞋峡时，遇上一队日军押着五万七千多个男女难民走过来。我想逃走，但已来不及，也被他们抓住了。这么多的人没地方关押，都坐一块草坪里。一个小时之后，日军用铁丝穿着难民的手掌心，将两个人连在一起。大约穿了千把人时，有个军官模样的人走来，对正在用铁丝穿难民手掌心的士乒们说：不用穿了，第六师团部有命令，凡是抓到的中国人统统枪毙！”
冯清江声泪俱下：“于是，日军命令难民全部站起来，然后用机枪对我们进行扫射。”我装着死了倒在地上，拉两具尸体盖在身上。日军担心有人没有死，又用刺刀在尸体上乱戳一气。”
他卷起右手袖子：“我的右手臂被戳伤，这是伤疤。”
台下有许多人泪水横流。这泪水，饱含民族的辛酸，饱含自鸦片战争以来上百年的耻辱，滴落在神圣的法庭上。
第二个作证的是英国《曼特斯特卫报》驻南京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