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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汤米。”
“那两个混小子会无罪吗？妈的，那两个人在时代广场地铁站附近租了一个房间。警察破门而入，见到里面全部都是我们家的东西。我跟他们描述过被偷的珠宝、音响的编号，什么都跟他们说了。这两个人哪会是什么好东西？”
“那又怎么样？”
“他们只承认抢了东西，却不肯承认他们杀了人。”
“罪犯通常都这样的，汤米。”
“让我讲完好不好？他们承认拿了我的东西，但是，他们却说是我拿给他们的。”
“所以，他们是半夜到你们家，把东西拿走了。”
“对，没错。不，不对，他们说是我叫他们来偷东西，好诈取保险公司的赔偿。
反正我丢的东西，保险公司都会全额给付，算得上两全其美。”
“你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妈的，我哪知道？我给警方一张申报损失的清单，结果在他们家搜出来的赃物多出一倍还不止。有些东西是我在交出清单之后，才发现忘了报的，有的是警察找到之后，我才知道被偷走的。他们还偷了许多没保险的东西。其中有一件佩格的皮大衣，我们一直想给它保个险，但是一直没想起来去。她的有些珠宝也一样。他们还拿走一套银器，那是佩格的婶婶送的，我没骗你，我几乎都忘了有这样东西。
那当然也没保险。”
“这听起来实在不像是诈骗保险金的案例。”
“是不像啊。怎么可能是呢？不管了，最糟的是他们说，他们闯进来的时候，屋里根本没有人――佩格不在家。”
“然后呢？”
“然后就变成是我在陷害他们了。他们破门而入，把金银细软搬走，然后，我跟佩格回家，朝她猛刺七八刀，随后溜掉，把现场布置成一副劫财杀人的模样。”
“那两个抢匪凭什么说你杀了你妻子？”
“他们没说啊。他们只说，他们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妻子并不在家，而抢案是我安排的。整个情节是警察一片片拼出来的。”
“他们打算怎么办？逮捕你？”
“没有。他们到我暂住的旅馆，一大早，我才刚洗完澡。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抓到了那两个混蛋，更别说他们编的那套说词了。那两个警察说，他们只是想跟我谈谈，起初我信以为真，就跟他们聊了起来，但越说越不对劲。所以，我跟他们说，只要我的律师不在我身边，我就一声不吭。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律师，他早餐吃了一半，火速赶来，立刻阻止我说话。”
“他们没有抓你或是把你的话记下来？”
“没有。”
“但是他们开始怀疑你的证词了？”
“没有。我本来想和盘托出，但是卡普兰不让我说。他们没把我抓进去，因为这件事还没有立案。但是，卡普兰说，如果他们有办法，他们会编个案子出来。他们说我不能出城，你能相信吗？我的妻子被杀了，《邮报》的标题竟然是‘劫财谋杀案中的神秘丈夫’。他妈的，他们以为我会去哪里？难道我会到蒙大拿去钓鲢鱼吗？ ‘不能出城！ ’这种话在电视上听过，但你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真有人这么说。说不定这两个狗屁警察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我等了老半天，想知道他到底要我干什么，我实在有点不耐烦了。
“我打电话给你，”他说，“是因为卡普兰说我们应该雇个侦探。他说那两个小鬼说不定到处夸耀他们的战果，说不定透了口风给他们的朋友，也说不定就能从其中找到他们杀人的证据。卡普兰告诉我，如果警察拿全副精力用来盯我，哪里会有时间把整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
我跟他解释说，我不是真正的私人侦探，我没有执照，我的调查报告也没有法律效力。
“那没有关系。”他坚持说，“我告诉卡普兰，我只想找一个我信得过的人、一个可以帮我忙的人。我觉得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我身上栽什么罪名，马修，因为我可以把那段时间里，我在哪里，在干什么，交代得明明白白。但是警方对我的疑心一日不除，这一直会是我的心病。我希望这事能尽快解决，而且要那两个讲西班牙语的混蛋招供认罪。我要为我自己、为我工作上的伙伴、为我跟佩格的亲戚、为一切支持我的人，把这件事弄得清清楚楚。你知道吧？很多上台领奖的人都会说：‘我要谢谢我爸爸、我妈妈、教我钢琴的老师跟许许多多支持和爱护我的人。’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听着，你到办公室见我跟卡普兰，听听那家伙的意见。帮我一个大忙，顺便为自己赚点钱。怎么样，马修？”
他要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如果卡罗琳跟他说，我到底有多值得他信任，怎么办？
我能怎么说？ 我说好。
第七章
我搭上地铁，只坐了一站，便进入了布鲁克林区。在德鲁·卡普兰的办公室里，我跟汤米·蒂勒里见了面。卡普兰的办公室在法院路，距布鲁克林区政府只几条街而已。办公室隔壁有一家小小的黎巴嫩餐厅。街角有一家专门卖中东进口用品的杂货店，再过去是一家旧货店，里面全是原木家具跟铜灯、床架之类的杂物。在卡普兰办公室外面，有一个没有腿的黑人，睡在平台的轮椅上，他前面有个雪茄盒，里面有一两张两元的纸钞跟几个硬币。他戴着一副玳瑁框角太阳眼镜，前面还摆着一块牌子：“别看我戴太阳眼镜就以为我是瞎子，我只是没腿而已。”
卡普兰的办公室以木头作装潢的主体，里面有一套皮椅和好像刚从角落里搬过来的档案柜。卡普兰和他两个合伙人的名字用旧式的黑金字体镶在玻璃门上。卡普兰的文学士和法学士两张文凭，用框子框好，挂在墙上。一张卡普兰的全家福搁在维多利亚式的橡木桌子上。他用一个铁路道钉当镇纸，压住桌上的文件。墙上有一个钟，时针指的是下午时分。
卡普兰看起来有点保守，不过衣服还算是跟得上流行。他穿一套夏季的灰线条西装，打黄点领带，应该只有三十出头，好像刚领到毕业证书没多久似的。他比我矮一点，当然比汤米矮得更多，体型削瘦，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头黑发和一双深色的眼睛，跟他的微笑不大相称。他跟人握手时，态度不冷不热，他直盯着我看，难掩眼神中的打量与揣测。
汤米还是穿他的酒红色外衣、灰色法兰绒长裤和白色便鞋。他的蓝眼珠布满血丝，嘴角全是斑点。他脸色也不大好看，仿佛紧张得血液倒流，皮肤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我们要麻烦你做的是，”德鲁·卡普兰说，“从赫雷拉或是克鲁兹的裤子口袋里搜出一把钥匙，然后，到宾州车站找到那个寄物箱，打开，把上面有他们指纹跟沾染血迹的长刀拿出来。”
“你真的要我去做这件事吗？”
他笑了，“如果你真做得到的话，这也没有什么坏处。不，我们的情况没那么坏。他们手上有的，顶多是两个从热带到美国来以后，就一直惹麻烦的两个臭小子的指控而已。只要知道这两个人行为一向不检点，他们的证词就只会对汤米有利。”
“说得再清楚点好吗？”
我问话的时候，眼神转向了汤米，汤米却不安地避开了。卡普兰说： “三角恋情，手头不方便，想弄点钱来花花。玛格丽特·蒂勒里的婶婶去年春天死了，留给她一大笔产业。虽然还没有过户，但是，根据初步的估计，大概值五十万美元。”
“不过一定会被人杀价，大概不值那么多。”汤米说，“会少很多。”
“还有保险。汤米跟他妻子的保险方法也很简单，两人互为对方的受益人，再加上其他的辅助条款，汤米可能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他看了看桌上的一张纸条，“大概是十五万元，如果是意外死亡的话，还可以加倍领取，总共是三十万元。所以，如果这真是一起谋杀案的话，总收益大概是七八十万美金的样子。”
“这可是我律师说的。”汤米说。
“同时，汤米刚好最近手头不太方便。过去一年在赌场里面，他的手气不好，有人上门讨债，当然有点压力。”
“这也不能证明什么。”汤米插嘴。
“我在模拟警察的思维模式。他在赌场里欠了点钱，别克车分期付款也拖了两期。同时，他在办公室里搞上一个女的，每天在酒吧里跟她厮混，根本就不回家――”
“你不要太夸张了，德鲁，我差不多天天都回家，只是时间不太确定而已。我至少会回家洗个澡，跟佩格吃个早饭。”
“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