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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类似问题，美国人才可能和他们的电视机进行对话。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那些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得出和我一样的答案还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样的答案并不重要（顺便提一句，我们的答案差别很大），能够提出问题就够了。提出了问题就是破除了禁忌。我想补充一句，这些有关信息的精神、政治和社会作用的问题对于电脑和电视机一样适用。虽然我相信人们对于电脑的重要性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但是我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因为很明显，美国人对于电脑的态度也是盲目的，别人告诉他们怎样就是怎样，没有一句异议。对于电脑技术的中心命题——我们解决问题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数据不足——没有人表示过怀疑。直到多年以后，我们发现大量收集和快速检索的数据对于大规模的组织和机构确实很有价值，但没有为大多数普通人解决什么重要问题，它们带来的问题至少和它们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总之，我想指出的是，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我们应该怎样培养这种媒介意识呢？我脑子里只有两个答案：一个纯属无稽之谈，我们马上可以否决掉；另一个成功的希望渺茫，但这是我们仅有的办法。
赫胥黎的警告 赫胥黎的警告（3）
那个已遭否决的答案是要创作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其目的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看电视，向人们展示电视怎样重新定义和改变我们对新闻、政治辩论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看法，而不是让人们停止看电视。我想，这样的展示应该模仿《星期六夜生活》这样的形式，其结果是让全国人民在一片大笑中认识到电视对公众话语的控制。但是，很自然，笑到最后的还是电视。为了争取到足够的观众，这些模仿节目也必须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也就是说，对于电视的批评最后还是要依赖电视自身的力量。那些节目中的模仿者可能会成为名人，会出现在电影里，最后再回到电视上效力于商业广告。
那个希望渺茫的方法是依靠从理论上来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我们的学校。这是美国人解决一切危险社会问题时采用的传统方法，当然这要取决于人们对教育的效力是否保持一种天真而神化的信仰。这种方法很少起作用。对于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更没有理由指望学校能帮助我们解决。毕竟，对于铅字在塑造文化中起过的作用，我们的学校还没来得及思考。确实，哪怕你允许有500年的误差，你也不可能在100个高中生中找到两个人可以回答“字母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我怀疑，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字母是人发明出来的。我发现，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后会一脸茫然，就好像他们听到的问题是“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或“云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一样。这正是神话的原则，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神话把历史转变成自然。让学校去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勉为其难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不失去信心。教育家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电视对学生们产生的影响。由于电脑的到来，他们开始产生了某种“媒介意识”。但是，他们的这种意识往往集中在“我们怎样利用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来控制教育”这个问题上，而不是“我们怎样利用教育来控制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上。但是，我们提出解决措施应该具有超前的意识，否则还要什么梦想呢？而且，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学生应该学会怎样疏远某些信息形式。我们希望学校应该把这样的任务纳入课程之中，甚至成为教育的中心。
我这里建议的解决方法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我无法超越他的智慧。他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星际战争》，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托诺—班格》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译注】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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