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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它们进贡并且在那个国家里面建立一个对你友好的寡头政府＇1＇。因为这样的一个政府是由君主建立的，它知道如果不倚靠他的友谊和力量，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于是竭其全力拥护君主。而且如果君主想要保有一个向来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市，那么借助于这个城市的市民比依靠任何其他方法容易得多。
斯巴达人和罗马人就是两个例子＇2＇。斯巴达人依靠在当地建立一个寡头政府来控制雅典和底比斯；但是结果仍然失掉雅典和底比斯。罗马人为着保有卡普阿＇3＇、迦太基＇4＇和努曼齐阿＇5＇，把它们毁灭了，就没有失去它们。可是罗马人想同斯巴达人那样保有希腊，让它享有自由并且允许它的法律存在，他们却没有获得成功。因此，他们为着保有希腊，不得不把那个地区的许多城市加以破坏。因为要稳固地占有它们，除了毁灭它们之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从而任何人一旦成为一个城市的主子，如果这个城市原来习惯于自由的生活，而他不把这个城市消灭，他就是坐待它把自己消灭。因为这个城市在叛乱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的名义和它的古老的秩序作为借口。而这两者尽管经过悠久的岁月或者施恩授惠都不能够使人们忘怀。除非将那里的居民弄得四分五裂或者东离西散，否则无论你怎么办或者怎样预防，他们还是永远不会忘掉那个名义和那种秩序的，正如在佛罗伦萨人羁绊下百年后的皮萨一样，人们遇有任何不测之事就立即想起它们。
但是如果一些城市或者地区在君主统治下生活惯了，而现在，君主的家族已经被消灭，那么，一方面由于它们现已习惯于服从，另一方面由于旧日的君主没有了，它们既不能够意见一致地在它们当中另立一个君主，同时它们又不懂得怎样自由地生活。因此，它们揭竿而起是来得很慢的，从而使一位君主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它们。但是在共和国里，就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较切的复仇心。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而且也不能够平静下来。因此，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消灭掉，或者驻在那里。
＇1＇“寡头政府”（uno stato di pochi）意谓由被征服的国家的少数公民组成对征服者效忠的政府。
＇2＇此处指公元前斯巴达在战胜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各国历史情况。当时雅典建立了所谓“三十专制者”的政府，这些专制者很快就被特拉西布洛（Trasibulo）在公元前403年搞掉。斯巴达人在公元前382年占领底比斯之后又采取同样方法，但是在公元前379年回到底比斯故国的贝洛皮达斯（Pelopidas）把十名专制者搞掉了。
＇3＇卡普阿（Capua）于公元前221年被毁灭。
＇4＇迦太基（Cartagine）于公元前146年被毁灭。
＇5＇努曼齐亚（Numanzia）于公元前133年被毁灭。
第六章 论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
当论述君主和国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国的时候，我援引最重大的事例，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异。因为人们几乎常在他人走过的道路上走，并且效法他人的事迹，虽然他们并不能够完完全全地沿着别人的道路或者不能够取得他们所效法的人的功效。然而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的，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他们那样强，但是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他要象那些聪明的射手那样行事，当他们察觉想要射击的目标看来距离太远，同时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们瞄准时就比目标抬高一些，这并不是想把自己的箭头射到那样高的地方去，而是希望由于瞄准得那样高，就能够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标。
因此我断言，在一个全新的君主国里——那儿是新君主的时候，为了保有这种国家而遇到的困难有大有小，这是按照获得这种国家的人的能力之大小而异的。由布衣一跃而为君主，就是以能力或者幸运为其前提条件，从而在这两者当中任何一者都会使得许多困难减轻几分，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最不倚靠幸运的人却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稳固的人。再说，如果君主没有其他领土而不得不亲身到那里驻扎下来的话，那就更为有利了。
但是，谈到那些依靠本人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幸运崛起成为君主的人们，我说最出类拔萃的范例是摩西＇1＇、居鲁士＇2＇、罗慕洛、提修斯以及如此之类的人们＇3＇。虽然关于摩西，因为他只是上帝托付给他的事务的执行者，我们不应该予以讨论，可是仅仅从那些优美的品质使他有资格同上帝谈话这一点说，他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赞叹。但当我们考察一下居鲁士以及其他获得了或者创建了王国的人们，我们就会觉得他们全都是值得钦佩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们各自的行迹和作法，我们就会察觉这同摩西的行迹和作法并没有什么出入，虽然摩西有那样伟大的一位老师。当我们研究他们的行迹和生活的时候就会知道：除了获有机会之外，他们并没有依靠什么幸运，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式。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lavirtù dello animo）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
因此，对摩西说来，必须在埃及找到被埃及人奴役与压迫的以色列民族，他们为了从这种奴隶状态中摆脱出来，愿意追随他。而罗慕洛则必须不再留在阿尔巴，并且必须在他出生的时候就被遗弃，日后他才能够成为罗马的国王和祖国的奠基者＇4＇。居鲁士则必须察觉波斯人对梅迪人的统治不满，同时梅迪人由于长时期处于和平状态从而变成柔顺软弱的人。至于提修斯＇5＇，如果不曾遇到涣散的雅典人，他就不能够发挥他的能力。因此这些机会使得这些人走了运，同时由于他们具有卓越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洞察这种机会，从而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的祖国增光并且为国造福。
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一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的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
如果我们想透彻地探讨这件事情，那就必须研究这些革新者是依靠自己还是倚靠他人；换句话说，为着实现其鸿图大略，他们必须恳求人们，抑或是使用强迫的方法；在第一种场合，结果总是恶劣的，并且永远不会取得什么成就。但是如果他们依靠自己并且能够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就罕有危险。所以，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为，除了上述理由之外，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关于某件事要说服人们是容易的，可是要他们对于说服的意见坚定不移，那就困难了。因此事情必须这样安排：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
假使摩西、居鲁士、提修斯和罗慕洛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能够使人长时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道士＇6＇的遭遇一样。当大众一旦不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所以，象这样的人物，在行动中有着巨大的困难。他们的一切艰险就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必须运用力量加以克服，而一旦克服了困难，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当他们消灭了那些对他们的高位嫉妒的人们之后，他们就能够继续享有权势、安全、尊荣和幸福了。
在这些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