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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这一块由城建局和城关镇政府联合管理，可乱搭乱建屡禁不止，城关镇镇长唐山提到这事就头痛。贺建军和古长书都听到过一个笑话，说，现任的大明县政府的周县长在城关镇当镇长时，城关镇政府不许商贩在政府门前摆摊售货，工作人员出门都没路可走了，因此便下了禁令，严禁在政府门前摆摊售货。有个商贩就找到了“天不怕”，天不怕冲进周县长的办公室，威风凛凛地往他面前一站，一声巨吼：“周长治，你今天要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不许在政府门前摆摊设点！”周长治吓得脸都青了，打着哆嗦说：“那不是我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旁边的人看见，周长治说着，尿都吓出来了。因为是夏天，穿着短裤，尿就顺着大腿往下淌。后来，城关镇是坚决不管城建这项工作了，硬是把它推给了县城建局，说是一家独管方便开展工作。为“天不怕”的违章建筑一事，当时的城建局局长罗庆和法院的工作人员都先后雄心勃勃地去过，无一例外都被他举刀吓走了。天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每回去做工作，天不怕举刀一喝，他们就不敢前进一步。于是便没人再去了，不敢去了。房子可以不拆，但生命是不能丢掉的。后来罗庆当了副县长，自然是分管城建这块。面对这个恶人，当时县政府的领导曾召开会议，决定拿他开刀，下决心要把这个毒瘤割掉。书记和县长都异口同声地说，要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采取果断措施，强行拆除“天不怕”的违章建筑。具体工作由县城建局，县法院，县公安局三家联合负责。可事情一定下来，不出三天，就有人出面说情。说情者是虽说回去了，干扰就可以排除了，可执行具体任务的法院和公安局的干警们却感到为难了。人家“天不怕”的叔叔是公安局副局长，尽管他也支持拆除，可真拆除了，咱们面子上也过不去，往后脸往哪儿搁？再说，“天不怕”在县城亲戚朋友多，开了几家商店，家里又有钱，在县城算是有些势力的人，爷爷那辈人里还有人在台湾，那年台胞探亲回来时，县政府领导专门接见过柱着拐棍的老先生，老先生在县里也有几十万的投资，也算是对家乡这个“根”的贡献。恶人，台属，地方势力，种种原因综合起来，如果拆除了“天不怕”的房子，得罪的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那将伤害一片人的感情，僧面佛面一锅煮了。县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县城本地的人，人口密，地方小，沾亲带故的多，低头不见抬头见，以后怎么做人？怎么见人？这些都是要考虑的。拆除违章建筑又是由多家组成联合执法队，在几家单位里，如果有一家单位当缩头乌龟，其他单位就左顾右盼了，谁也不愿意当开路先锋。尽管说得声势浩大，最后还是一再拖，不了了之。“天不怕”的四层小洋楼便成了违章建筑的世纪典范，依然屹立在那里岿然不动，一楼门面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与其说它是违章建筑的标本，不如说它是政府无能的见证。因为“天不怕”的违章建筑没有拆除，善良百姓都跟着他比照。本来要遏制下去的违章建筑又重新抬头了。他们不跟别人比，只跟“天不怕”比。人家说了，人不能太善良，以前那些胆小怕事的老百姓有了违章建筑，说政府让拆除就自动拆除了。可遇到“天不怕”这种人，有势力，有关系，还有不要命的硬功夫，你政府就奈何不了他？几年下来，类似的违章建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乱。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就把话说在前头了：谁有胆量拆除“天不怕”的房子，哪怕只动他一块砖瓦，我们就跟着自动拆除。这也就说明政府还有点能耐。现在，上任两年的城建局局长李兵想做点事情，把清理违章建筑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了。李兵是前任常务副县长罗庆一手提拔起来的。罗庆在城建局当局长时，李兵是股长。罗庆当副县长时，李兵就提拔为副局长了。罗庆当常务，李兵就当了局长。古长书没跟他打过交道，只晓得他比较温吞。清理违章建筑，本来属于政府系列的事，可事情非同小可，涉及面大，就只好拿到县委常委会上来研究。必须要确定一个基本方案，定下一个基本调子，还要成立一个班子，协调动作，统一指挥。讨论到中途，贺建军突然说，周县长昨天已经向我请假了，他的胆结石又犯了，老是疼痛，这次要把它切除，准备下周到省城去做手术。可是，他不能因为有病就打退堂鼓，他还要带病坚持工作，还得在这事上冲锋陷阵才行。所以，成立违章建筑拆除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周长治同志还得当这个组长，副组长就让古长书同志担任。周县长不在家时，就由古长书负责全权指挥。古长书没想到要把这个艰巨任务压在他肩上。当初在小范围讨论这事时，贺建军就隐约说过，周县长身体不适，但总指挥还得当下去，古长书就感觉到不对劲。古长书暗暗猜想，周县长可能在这事上耍滑头了，直接向贺建军请假了。他的胆结石的确有好多年了，一直是保守治疗，痛起来就非常难受。他肚子又大，身上肉厚，用手捂着都找不到感觉。可为什么早不做手术，迟不做手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做手术？当然，他请假也有充分的理由。可眼下主帅离岗，又挂着主帅的名义，表面上是勇挑重担，实际上是临阵脱逃，把具体工作推给了古长书。
15。还是你想得周到
古长书心里憋了一股气。他觉得周县长的如意算盘打得真不错，这事的后果是明摆着的。如果这事得罪了人，搞得不可收拾，古长书就是直接责任人。如果这事有了功劳，便是周县长的荣耀。这也太耍滑头了。古长书才不会吃他这一套。他看了一眼周长治本人，对常委们说：“周县长身体不好，我晓得的，那病也不能再拖了。可是，”古长书说：“搞违章建筑是个大事，也是个难啃的骨头。如果他住院，我们在工作中时刻要请示他，那也很不方便，也影响他的治疗效果。所以我建议，能否把这事推迟进行？等周县长病好了再说？”周县长说：“病不能拖，违章建筑也不能再拖了。以前没搞好，就是因为拖的原因。问题都是拖出来的。这次非要有个结果才行。我可以带病工作嘛！”古长书笑着对周县长说：“可是你不在，我担心能不能搞好呀。我是希望你病好之后亲自坐镇指挥，把这场硬仗打下来。”贺建军明白，现在的焦点就集中在古长书和周长治之间。贺建军看看周长治，又看看古长书，说：“还有一个方案，大家看怎么样。周县长安心去治病，古县长来担任总指挥。整个拆除违章建筑的工作由古长书全权负责。”古长书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宁可接受严峻的考验，也不愿让周长治只挂虚名，不能让他占着茅坑不拉屎。要么就全权负责，要么就纯粹不沾边。想耍滑头没那么容易。别看周长治平时说得字正腔圆，那都是嘴上功夫。从某种意义上讲，县城的违章建筑早在十年前周长治当城关镇镇长时就抬头了，问题就是从那时日积月累起来的。你早干什么去了？想到这些古长书就有些生气。不过，他还是很谦逊地说：“我来担任这个总指挥，是不是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周县长马上发出声音了：“我非常赞同贺书记的意见。由古长书同志任总指挥。”贺建军说：“古县长，那你就别推辞了吧。”古长书不好再说什么了。周县长的妙算已经给他戳穿了，古长书也想绝了，他来当个总指挥也行，功过是非他一人独揽了。即使出了天大的问题，也由他一人扛着。接下来就研究领导小组的组成人员了，照例是城建局和公检法多家的头头联合组成一个领导小组。然后是研究必须履行的法律程序，包括行政诉讼，法院判决等等。这些程序，早在前几年都履行过了，现在也只是重复以前的工作。公检法三家的领导都在场，各自表明态度，回去照办就行了。还要经费，财政局长表示：“你们拿个预算出来，需要多少给多少。”这些事务性的工作没什么复杂的，真正复杂的是具体执行上的困难。会议结束的时候，贺建军讲了几句慷慨激昂的话：“各位，这次拆除违章建筑，我们要把它当成一场硬仗一场恶仗来打，不许任何人拖后腿，不许任何人说情，不许任何人当旁观者。如果领导中有营私舞弊、优亲厚友的行为，我就要对他就地免职——大家听好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在这件事情上，不免几个干部是不行的。我说句话大家可能不爱听，经济腐败是个人腐败，政治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