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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升到理论高度了，说这件事情体现了古长书的亲民思想，他把机关工作人性化了。什么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就是。人家当然是要比较的。要是以前市委办发小礼品之类考虑到其他单位了，下面一些同志少不得闹意见的，甚至怀疑领导得了人家单位的好处。据说有一次，外单位的一位同志要开会，忘记带笔记本，便从市委办后勤科讨了一本去，还拿了一支圆珠笔，就有人反映到主任那里去了，说凭什么给他们用？这是拿公家财物做私人人情。这回雨具的事却恰恰相反，一个不漏的发送，办公室的人反而感到很体面，觉得古长书办了件让他们脸上有光的事，好象无形之中提升了市委办的格次和威望。尽管下着大雨，他们顶着雨伞出门的样子都是神采飞扬的。于是，广告伞就成了雨中的盛景。又是一次大雨的时候，古长书看到，上班时满院子都撑着雨伞，上面全是“深大集团”的字样，那场面也算蔚为大观了，古长书便给黄骏打电话说，“你看你多好哇，我们市委的同志们冒雨都在给你的公司和产品做广告啊！宣传力度该多大呀。”黄骏乐呵呵地说：“古长书同志，我那个可是花了四万多块钱的啊！你看看那伞的质量多好。你别得了好处还要卖乖呀。”古长书说：“这次确是让你花钱了。可它的广告作用真是不小的，你别低估它的力量。”黄骏说：“我是搞经营的，明白四万块钱在你们市电视台要打多少次电视广告。”古长书说：“是的是的，我也只是给你开个玩笑，主要是表示感谢。哪天请你喝酒。”黄骏说：“还是我请你吧。”那天古长书发现顾晓你并没有用这种广告伞。在过道上，他问顾晓你，你为什么不用？顾晓你说，她老公说那伞好结实，他就拿去用了。古长书笑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顾晓你就一本正经地称他为秘书长了，不象以前那样，在公开场合什么都不叫，在私下场合就直呼其名。古长书没再说话，就往自己办公室走。顾晓你也跟了进去，进门后，顾晓你笑容可掬地说：“秘书长，想不想知道别人对你的评价？”古长书看着那认真中有些顽皮的样子，说：“坐下，给本官说说。”顾晓你没坐，就在桌旁站着，说：“那天一个很有资历的人大发感慨，说，‘领导们天天在讲领导艺术，真正把领导工作做成艺术的，只有古长书。不仅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别人的微笑，写在众多机关工作人员的脸上。’听听，这是什么样的评价啊，我都开心死了！”顾晓你又说：“他们还说，有的领导能把坏事做绝，古长书是把好事做绝！”古长书说：“谢谢他们这么奖励我。”顾晓你说，“本来是件平凡的事，可到了你那儿，就变得出手不凡了。这就是你的高明！”
18。这话很经典
在历任市委秘书长中，人们一直认为前任秘书长李修明是最出色的。古长书上任之后，日见显示出他耀眼夺目的光彩来，相形之下，李修明就稍稍逊色了。人们对李修明的评价是为人耿直，工作严谨，协调能力极好，善于在复杂的矛盾漩涡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稳坐江山。而人们对古长书的评价就不同了，除与李修明相同的优点之外，就是工作上有开拓创新精神，不仅仅是能干，而且敢想敢干。李修明能不能干？也很能干。但是李修明怕别人妒忌。古长书就恰恰相反，他不怕别人妒忌。该干什么，想干什么，他就会大胆地干。他不会因为别人的妒忌而不干，不会因为“高标见嫉”而退缩。当然，古长书也是不想让人妒忌的，他会尽可能地减少别人可能对他的暗中妒忌。所以他办什么事都显得低调而不张扬，为人处理也非常谨慎。可是，古长书这人就是有点怪，他低调而不张扬，自有人去为他张扬。人们似乎愿意私下为他传颂美名，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好像天然地赋予了某种政治亮色，一旦做成了就会闪闪发光，机关里的干部们自然就会发出一片喝彩声。比如市政府门前有几个老上访户，是十年前的老问题。他们的土地被乡镇企业征用后办了工厂，征用费只给付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欠着。后来乡镇企业垮台了，老板跑了，企业成了一片废墟，剩余的土地征用费也没人付了。当时征地时，是乡政府做的工作，甚至有点强行征用的意思。十年来，几家农户轮番上访，从乡里找到县里，从县里找到市里。市政府信访局多次把情况转到下面，责成当地政府处理，可乡政府也因情况复杂，变化大而处理未果。几家农户就不再找市政府了，直接找到市委。他们在市委门前打着一块大幅标语：“还我征地费，还我土地”的字样。以前他们也来过，在市委门前晃晃，就被值勤的武警吼走了。古长书是苦孩子出身，他喜欢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看到那些上访的农民他就难受。古长书是从县里出来的，他知道，农民对政府很有意见，甚至还有点对抗性情绪。可是，他们面对党委和政府戒备森严的高墙深院，你不给他解决问题，他们也无可奈何。尽管他们上衣无望，可他们依然不甘心，一到农闲时间就来上访一回，有的甚至趁到市里办事的功夫，也要抽空来说说闹闹。实际上，这些上访已经没有了上访的意义，涂上了闹事的色彩。他们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却让接待部门不厌其烦，甚为头痛。那天看到农民打上标语了，古长书就亲自出去过问，了解了初步情况。之后，古长书就把顾晓你叫去认真做下笔录。然后又向信访部门进行了查询。古长书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问题，要解决并不困难，是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踢皮球导致的。只是年长月久，问题长胡子了，成了老问题。如果拖着不解决，确实影响不了国计民生，却影响安定团结，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原则上讲，解决这个问题不属于市委的事。可古长书这回心软了。他想管一回闲事。于是，他把农民上访要求讨要土地征用费的问题专门向汪书记做了详细汇报。那天晚上古长书来到汪书记家里，那口气简直就有点兴师问罪的意思。古长书把具体情况汇报之后，说：“就是这些小问题的久拖不决，就足以说明我们市政府有时是在丧失作为一个政府的职能了，说轻点是失职，说重一点就是无能。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农民利益，谁来保护，怎么保护？这才是最具体的。”汪书记听得一脸严峻。这些问题实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大前年才从省委组织部下来任职，如果有问题也不是他当市委书记期间造成的。所以古长书也才敢大胆地说出来。汪书记说：“你别看我脸色，你继续说。”古长书说：“那就别怪我说话难听了。我觉得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有一种误区。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是一个基本原则，可我们的工作重点不能什么事事都要由中央来安排。既然什么都要听中央的安排，还要我们一级政府干什么？还要我们创新干什么？比如，伪劣商品毒死人了，中央发了文件，下面才突击抓。房子塌了烧了，也是中央发了文件下面才检查安全工作。有些问题属于地方性的，中央并不知道，或者说这些问题在全国并不带有普遍性，难道说我们也要等中央发了文件才抓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自己做一回自己的主？我们天天说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工作，真正的实际问题摆在面前，可我们又没有结合实际来主动解决。”汪书记闭了一下眼睛听着，心情很沉重。见古长书停下来，他睁开眼睛，揉揉额头说：“你继续说。我听着。”古长书说：“据我所了解的，以前大办乡镇企业和开发区，确实有不少遗留问题。这些问题，信访部门都可以从上访案件中反映出来。我建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遗留问题处理的大行动。用半年时间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欠农民的钱，非法占用了农民的土地，能退的退，不能退的，政府要挤出资金来，给农民足额补偿。总之，不能让农民吃亏。”汪书记听完之后，马上给信访局长打了电话，让他就乡镇企业、开发区以及移民迁建工作中造成的农民上访情况拿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然后上会研究。在常委会上，也有人提出异议，说，中央确实抓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全国的工作重点。目前抓解决遗留问题这项工作，与中央确定的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不符。再说这是可以既往不咎的历史问题，也不是我们这届政府造成的，是不是可以推迟搞，以免分散精力？汪书记说：“我们是地方政府，不能长期等中央给我们分配工作。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