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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不明明白白直直爽爽地说出个“有”字，他们也就不好一直追问，不好明白地
要看证件，且还以为我是谦虚。
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满足感逐渐压倒了羞耻感而占据上风，再有人问一
些什么东西，我也就顺口说。我顺口与人说些关于文学、新闻的东西，其实我只是
在乱说。从此我就多看些关于文学类的书籍，以便与人谈时知道些，不至于太外行，
实际上也应该说，这不是完全没有一丁点儿好处，至少使我翻看了许多文学、新闻
类的专业东西，而不是如以往的只看作品，这样使我的文学鉴赏能力提高了不少，
不再是以往的只能人云亦云，而能够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见解。
我向老师请假，说要到二十七中去参加一个青少年文学研讨会——这当然又是
假的——老师很痛快地答应了，因为学校仅我一个“记者”，虽说我自心明白我是
冒牌的，但他们还都认为我是真的。“其实我并不是记者，但说的人多了，说的次
数多了，我也觉得真如自己是一个记者了。”于是，我就骑上车子在洛阳兜几个圈
子。在城里人太多，遇住熟人的机会就多，我就折向郊区，到菜农们那儿看看稀罕。
在南昌路；有个人非要让我玩游戏机，死赖着不让我走，最终他也没有得逞。 我不
理他的碴，他也没有法子。
晚上，我住了一个旅馆，不记得名字，住一晚伍块钱。虽说不贵，可我也觉心
疼，因为我爸几乎从来不给零花钱。我这次出来是诳家人了一次，骗大哥哥了三十
元钱（我已记不清是怎么骗的了，当时大哥哥在杜渠中学任校长），我就拿了这三
十元钱到处逛，最后还剩十多元。
骑了一天的车子，我已经累了。一到旅馆，我很快就想睡觉。我住的四人间，
另外三个是做生意的，都在三十岁上下，人看起来挺好的，他们问我什么地方人，
我怕追问，就说是郊县的。他们很高兴，说都不远，他们是嵩县人，就让我喝水，
他们泡的糖水。实际上我很面薄，我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现在喝杯水已是很奢侈
的了，同屋的三位看我实在是疲倦，就让我先睡，他们三个打缺角牌。
天刚亮，我起来，整理好被子，骑上自行车走了。我手伸进包里一摸，本想去
掏原来所带的几个馒头，可却掏了一手腻腻的东西，仔细看，却是包里带了一袋雪
花膏之类的玩意儿，一个男娃娃，出门带什么胭脂，真是邪透了。
中午时分，我到了东街中学，去找乔文涛与张永红。他们当时不在宿舍，有人
帮找他们，我就在宿舍中等，一会儿永红来了，扯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话后，我就
睡下休息，一直睡了好久。醒来时，已不早了，乔文涛也来了，已经这几年过来了，
当然记不得说的什么，况且都是无关紧要。有东街学校的学生们在唱歌，他们唱的
很好。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地即赶到二中，有人问话，我就告知说是本定的会，可晚
上太杂，人不得安宁，受不了，我的话刚讲完于是就回来，没等会议结束。我骗了
家人，内心并不安生，就赶紧回家。虽说不是星期天，真亏回来了，在我去找了大
哥哥骗得他三十元钱后，他很快就觉察了，他以为一定是我做下了什么大坏事儿，
要远逃，不然怎么会去骗他那么一点儿钱呢？他也知道爸平日里根本不给零钱儿，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就回家去催问爸爸，把爸爸也说得寝食难安，正在一家人
心烦之时，我回来了，爸爸把我骂了一通，爸本来说若再等上几天还不见我的踪迹，
就要去找的。
说瞎做假，心中也很不安，可是，能够满足我的虚荣心，又使我害怕孤寂。在
这苦苦难耐中度日，心也受熬煎。白天，我说大话，夜晚，我做恶梦；有人处，我
口若悬河，无人处，我扪心自问……
我要众人注目。
一次在假期中，我千方百计搜寻到一些百科题目，凑在一起，我说，这是我们
《山西文艺》社现在又要招收一批记者、通讯员，这题目就是考试题目，因为记者
需要的知识面极其广泛，故有这些题目——其实我根本不懂，记者本不可能这么来
招——我想该挑选王跃学、周柏涛，我是这样想的：过一段时间，就说他们成绩不
合格，全部落选，这样就与我无碍了。
我在路上碰上了程相伟，这个人物有必要介绍一下。
大概是在刚入二中开学后第二个星期的某一天晚上，我们正上晚自习，一个小
矮人腾地一声推开门，很霸道地走向教室后排。同学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都惊
谔地看着：“这个人怎么从无见过，又这么地横。”教室里已经坐满了，只后排靠
墙有一张桌子，那是为同学们放吃饭碗筷而设的。他就搬起碗哗啦啦地往地上放。
“看他在这儿这么放肆，一定是极熟悉这儿，是不是原本的老学生，现在开学调班
后走错了教室。”有人这么小声说。这个小矮人的所为惹恼了一个人，就是我们的
体育委员方开作——或许是黄开作，方言浓重，方、黄不分，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
到底是什么字儿——方开作吼叫了一声：“慢点儿！”陌生人不理他，方开作也很
蛮——他个子大——他又吼叫：“你这小子找死！”方开作一把揪住陌生人的衣服：
“你再横我掐死你！”陌生的小矮人被掐得无可奈何。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程相伟，
随后我知道了程相伟家有饭馆，还有药铺，有点儿钱，但也不算很有钱，因有钱而
傲，没料到刚到二中就栽了跟头。
我碰上了程相伟，他得知我是为了《山西文艺》的事儿，就极力也要考试，也
想得到一张记者证。无奈，就让他报名，本来我与他并不熟悉，我们不曾来往过，
况且他在我印象中并不怎么样，但他既要“受骗”，那就随他便了。
第二天找了王跃学，但王跃学并不热心，后来找周柏涛不着，因为周柏涛家我
不知该怎么走，就想算了。程相伟给我推荐孙红伟，他告诉了我孙红伟家怎么走，
但他有事儿，不能够带我去；于是我就一个人去了孙红伟家。孙红伟家很好找， 他
家的门正对着影剧院后门。孙红伟一家人都待人很热情，我面对这亲热简直手足无
措。招待吃饭后，孙红伟开始做题，但有一道不会做，我也说不准。我二人就一同
找张治国——张治国以后会谈到——但张治国资料也不全，于是还没有做出来。最
后是文章，孙红伟急时赶不出来，我就给凑了一篇。
题答完之后，我就拿了卷子，这孙红伟非要与我一道去，当时我告诉他说，
刚好《山西文艺》一位记者在此地，让他带回去就可以的了，孙红伟也要去； 那怎
么可能呢？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编织的谎言，带他到哪儿去找那个记者呢？他非
要去；我就让他在记者站外边儿等着，我一个人跑到里边儿转了一个圈子， 回来对
他说一切都做好了，事儿既已做完，那么就往回赶。
一个星期之后，我告诉他们几位，因成绩不合格，三位都落选了。这就怪不得
我，你们自己成绩不合格，与我有何相干？
八八年元旦到了，一·四班和一·一班都要举行个简单的文艺晚全，我们班不
开，我们班学生就到一·四班去看了。一·四班周作民老师点名让我表演一个节目，
我不爱唱歌什么的，就当场做了一首诗，应付了事，事后周作民老师还问我为什么
不唱支歌儿，但我不喜欢唱。
一九八八年
春天到了。
刚开学不多天，我们班主任刘长岁老师非要辞职。在八七年冬天，刘长岁老师
就提出辞职，但学校不同意，一直拖到了八八年春天。到现在刘老师算是决心下定，
再怎么也不干，学校只得同意，理由是刘老师岁数大了，操不了那么多的心。于是
经过调班——由于二中是一所比较著名的中学，所以有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 千方
百计转入二中，学校就高收学费，但比不得有些学生转入之心极切，竟然照样收了
三十多名高价学生，几乎可以新开一个班。但也有被二中录取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