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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和战争几乎是与人类社会共同产生的。任何一个部落或国家要存在下去，必定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和一定面积的土地，或者一定的活动范围，无论是农耕民族、渔区划民族还是游牧民族，都是如此。在遭受自然灾害时，还必须有趋避的场所和回旋的余地，不得已时还要进行迁移以寻求新的基地。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部落或国家，或者只有一些互不接触、有充足的存在空间的部落或国家，那就不会有相互间的战争，但不幸的是仅仅在黄河流域就有多得不胜枚举的部落或国家，战争和兼并就在所难免。这类战争既不是出于某一首领的邪恶，也不能归咎于哪一方面的好战，双方或多方争夺的只是赖以维持生存的土地和初级资源，在无法共同享有的情况下，只能用武力来决定谁有资格生存下去。这类战争可以称为生存性的。
但几乎是在同时，另一类战争发生了。当战争的结果使一个部落或国家不仅赢得了生存的条件，而且获得了粮食等物资和俘虏时，战争的吸引力也就随之而增加了，对较强大的部落或国家尤其如此。人们的欲望会随着战争的胜利而提高，相比之下，首领或统治者的欲望比平民要大得多，小范围的领土是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的。例如本国可以生产粮食、纺织品、陶类器皿、竹木制品，但不一定会有黄金、白银、玉石、贝壳、珠定、香料、药材、铜、铁、皮革、生漆、染料等物资的生产，不能保证武器、礼器、乐器和其他装饰品、奢侈品的生产。而对统治者来说，这些既是物质享受，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自己拥有这一切自然比交流或掠夺更有吸引力。战争已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土地、人力、财富，或者为了一件珍宝、一个美女，甚至一种声望。这类战争与前者显然不同，可以称为欲望性的或扩张性的战争。
这两种类型往往很难截然分开，现实中更多的混合型的战争。因为当国家机器已经基本完整，领土范围已经相当大的时候，对一政权来说，生存的意义已不仅是维持它的国民的生存，而是要包括保证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消除现实和潜在的外敌，还要为它的国民的增殖提供新的生活和生产基地，寻求更多的资源和土地。在人类还没有学会理性地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时，相邻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就在所难免。在这类战争中。纯粹的生存性成分越来越少，而大多与扩张混杂在一起。
游牧民族对中原的袭击，对中原王朝来说当然是一种无理的扩张，但这种袭击的出发点或许只是为了躲避草原上的天灾，或许只是为了得到被中原统治者禁运的茶叶、布帛和铁器，也是为了生存。汉族大批涌向西南山区只是为了生产粮食养活自己，也是生存性的，但对当地少数民族来说却完全是扩张性的，必然遭到他们的反抗。在战争的过程中，战争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如以生存性开始的战争在获胜以后很可能发展成为扩张性的，而扩张性的战争的挑起者会因失败而不得不进行生存性的战争。
纯粹的扩张性战争也大量进行，战争的起因也许只是一位君主一时的好恶或异想天开，也许只是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物品或一个卑鄙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开疆拓土或者威震异域。这类战争有时以劳民伤财的失败而告终，有时只取得相当有限的成果，有时导致了挑起者的身败名裂，有时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因而建立起新的疆域更大的政权，发动者成了千古传颂的伟人。
无论哪一类战争，都是以生命财产的毁灭为代价的，扩张战争尤其是如此，但正是无数次这样的战争，才使部落或国家不断减少、消灭，合并成较大的国家，最后建立起统一整个中国的帝国。统一，这个被视为神圣的名词，一次次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而为维护自身的生存的战争却常常以失败而告终，其作用只是推迟了统一的实现。人类就是这样以同类的鲜血换来自身的进步，以残酷的杀戮创造新的文明。
秦皇南征战国群雄的角逐以秦灭六国而结束，但如果秦国不担当起这一角色来，其他国家就会取而代之，它自己就难逃覆灭的命运。如果秦始皇满足于对六国的军事胜利而保留这些战败国的话，也许秦朝等不到二世就会垮台。同样，派蒙恬北伐而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筑长城，也是不得已的，否则的话，匈奴的铁骑就会威胁关中盆地，西汉初的情况就是明证。
但是秦始皇派遣数十万军民越过南岭，就只能说是纯粹的扩张。因为岭南的越族从来没有构成对秦朝的军事威胁，甚至也不存在潜在的军事威胁。在这以前岭南也不是楚国的一部分，因而不能看作是灭楚国的必然继续，况且在本朝范围内尚未开发的地区极多，南方岭南以北的人口很稀少，并不存在向外开拓的必要性。秦始皇却运用铁腕，推行了他的计划，并且取得了成功，把他的领土扩展到了南海之滨。
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数十万人在暴力的驱使下，却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使命，他们中间没有麦哲伦或哥伦布，唯一的赵佗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做南越王，他们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要维持这条漫长的交通补给线同样是困难重重，对岭南以北的百姓来说无疑是同修骊山墓和阿房宫一样的苛政。世代居住在岭南的越人当然不会欢迎北方来的征服者，尽管他们慢慢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强制接受了北方人带来的文明：铁制农具、牛耕、纺织和一夫一妻的家庭等，但起初的仇恨不会比非洲丛林中的黑人对西方殖民者的弱些。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为了对付越人的抵抗，数十万秦军在三年之内不得不一直穿着战甲，拿着武器。越人都进入丛林，宁可与禽兽相处，也不愿做秦军的俘虏。他们推行有本领的人为将领，在夜里袭击秦军，结果杀了秦军主帅尉屠睢和数十万秦军。秦军等于驻守在无人区，旷日持久，士兵疲乏不堪。
不过谁也无法否认，正是秦始皇的南征使岭南和中原开始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中国的统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
汉武西进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不得已的，接受浑邪王的投降，夺取河西走廊置为郡县，对切断匈奴侧翼、加强边防是必要的，也无可非议。但他对西南夷和西域的用兵却毫无军事上的理由，更没有自卫的需要。
武帝不顾首次出兵因“费多，道不通”而终止的代价，又一次用兵西南夷的目的，《史记．大宛列传》说得很清楚：一是可以用汉朝的财物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以便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占据西南雌地区，扩大上千里土地，将各种有不同风俗、操不同语言的民族纳入版图，满足自己“威德遍于四海”的欲望。只有第二点是真正从军事角度考虑的，但却完全是纸上谈兵，想入非非。因为此前张骞第一次到达大月氏时，国王因已占有大夏，土地肥饶，生活安定，不愿再报匈奴之仇了。从地理形势看，这样的设想也是绝对行不通的。开西南夷的直接用意是通过今云贵高原进入身毒（印度），再从印度到达今天阿富汗和原苏联境内的大月氏和康居了。其实武帝的真意所在是第一、三两方面，所以在讨西南夷未达到目的以后，又发动了伐大宛之战。
如果说对西南夷的战争还有借口可寻，那么伐大宛只是赤裸裸的掠夺。事件的导火线虽是大宛杀了汉使，却是汉使强求在宛宝马（“天马”）不成辱骂对方挑起的。而且汉朝的“使者”中不少人是“妄言无行之徒”，是谎报情况企图挑起事端以便捞一把的，在西域的名声很差。武帝出兵的另一个目的是因为轻信了假报告，以为大宛不堪一击，所以要把这个美差赏给宠妃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以便他有机会封侯。岂料这支数万人的不义之师受到西域各国的抵抗，二年后只剩下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