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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中国都处于分裂状态，或者南北对峙，或者同时存在几个政权，或者还存在着与新政权对抗的地方政权。正是这种分裂状态延续了传统的文明，为北方民族接受传统文明提供了必要的机会和条件。
游牧民族由于长期形成的简单生活习惯和迁徙方式，对物质文明的要求非常单纯，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更加贫乏。加上在长期战争条件下形成的复仇心理和杀掠破坏作风，在进入中原地区或农业区的初期，往往具有较大的破坏性。对一些公共设施、军事设施和建筑物如宫殿、寺庙、古迹、城墙、关隘、桥梁、住宅等，往往会随意焚烧和毁坏。这除了出于军事目的之外，也是由于他们没有定居的需要，还不习惯于农业民族统治者的享乐方式，以及不了解这些建筑物和设施人力物力代价。
对文物、艺术品、书籍、档案、礼器、乐器等，或者因为不了解它们的价值而任意遗弃，或者在掠夺、运输过程中造成严重破坏。对学者、艺术家、管理人才、特殊技艺的工匠等人，或者因为他们依附于原有政权而予以杀戮、强制迁移或掠为奴隶。历史事实证明，游牧民族的初期占领区越大，占领的速度越快，造成的破坏一般也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权或旧政权的残余势力的割据支撑往往能起较大的保护作用。因为这些政权的统治者既了解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和物的价值，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恢复（尽管实际上很少能实现）也迫切需要这些人和物。对他们来说，游牧入侵者视同粪土的文物、书籍、档案、礼器、乐器等，不仅是物质或精神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传统文化的合法继承者和最高权力的当然拥有者的象征。
东汉后期开始，羌、匈奴、鲜卑、氐、羯、丁零、卢水胡等民族先后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到西晋末年进入了轮番大规模迅速扩展的阶段。其中有的民族已经长期与汉族杂居，有的民族却是直接从游牧地区而来，政权的不断更迭更增加了动乱因素，中原地区的破坏极其严重。当时在中原之外的汉族政权，是由南渡的晋朝宗室贵族、文武官僚建立的东晋和由地方政权及西迁士人建立的张氏前凉政权。这两个政权都吸引了中原地区大量人口，包括大批文化水准高、有特殊技艺、富有行政管理经验的人才；也带走了不少有文化、艺术价值的文物和物资。在中原长期沦为屠场期间，为避乱的人们提供了相对安定的场所。河西的张氏政权周旋于中原和南方各对峙政权之间，保境安民，成为中原士人的乐土。此后的几个政权虽或由非汉族统治，大致也继承了前凉的政策，所以河西走廊成为人文荟萃之区，自四世纪初至五世纪前期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文化繁荣。
曹操父子创制的音乐－－清商乐，自从西晋末的战乱以后，在中原已经失传了，但由西迁的移民带到河西走廊。到前秦灭张氏前凉，演奏清商乐的专门人才被蔡坚所得。刘裕北伐攻下长安后，将清商乐带回江南，所以中原又听不到清商乐了。
隋文帝灭陈后，清商东从江南回到中原。隋文帝第一次听到了这仰慕已久的音乐，称之为“华夏正音”。如果当年没有由移民传到河西，很可能就在中原消失，从此成为千古绝响。
至４３９年北魏灭北凉时，统治者已经深知文化和文人的价值，将在北凉的学者刘柄、索敞、阚烟、张湛、常爽、江强等征集至平城；其中的常爽就是从中原的河内迁去的第三代移民。自西晋末西迁的文明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并成为北方儒家文化的主要来源。以后随着北魏都城的迁移，洛阳成为北方的文化中心。
南方的政权虽然也经历过几次内乱，统治中心建康、地区中心江陵以及长江三角洲一带遭到过较大的破坏，但大多数时间维持了和平安定，南方的经济发展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南迁的文明延续到了陈朝的灭亡，并由隋朝和平地接收了。这样，重新统一的隋朝既吸收了自西晋以来经过不同途径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也继承了游牧民族汉化以后形成的北方文明。这种结果终于反映在灿烂辉煌的盛唐文明中，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之所以能产生并保存到今天，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它正处于佛教传入中国的主要路线上，也处在东西方的交通干线上，富饶的绿洲所滋养的经济实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等。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条件：莫高窟所在的敦煌长期处于地方割据政权的控制之下，基本上避免了战争破坏。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西晋末至北魏时期，在另一次大分裂时期，敦煌也得以逃避了中原的战祸的波及。从唐朝大中五年（８５１年）张议潮归唐至１０５１年被灭于西夏，瓜、沙二州的地方政权独立存在了近二百年。正因为如此，这些笃信佛教的当地统治者所大力兴造的石窟才能够长盛不衰，并保存了下来。
我们不妨设想另一种结果：当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时，旧政权没有能保留抵抗的基地，地方势力也没有建立割据政权，游牧民族很快统一了整个中国。历史当然不会就此停止它的进程，但是可以肯定要倒退许多年。
征服者被征服
从统治游牧或半农半牧的有限人口到治理数量庞大的定居农民，从简单的聚议传令到复杂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从本民族的首领到以异族人口为主的国家的君主，差距之大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实际上，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前，一般已经作了某些准备或调整。如从东汉初开始入居塞内的匈奴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一些贵族的汉化程度已经很深。羯、氐族的首领都以汉人为参谋，实施适合汉人的政策。契丹人以掳掠的汉人为基础建立了农业基地，在国内对契丹、汉人实行不同的制度。蒙古大量任用投降的金、宋官员，出身辽朝宗室的耶律楚材受到重用，在调整蒙古的军政政策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新建的元朝能以中原的传统制度治理汉民。清人在入关前已经废除了大贝勒与国君并坐、八固山共治的军事民主制的残余，仿明朝设立六部、大学士，定君臣之分。但是，统治集团中少数人的汉化并不意味着这个民族或民族联盟已经适应了统治汉人的需要，对少数投降或被掳掠的汉人的成功安置并不等于就能够驾驭众多的汉人，对小范围农业区的治理经验也不一定能运用于整个农业社会。因此，任何成为中原农业区新主人的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都需要时间和实际经验，需要逐步地推进。
但是，缺乏文治传统的牧业民族是不会主动认识到这一点的。军事的胜利者不会放慢进军的步伐，丰富而巨大的战利品的诱惑更会煽起他们的热情。唯一能够遏制他们进攻势头的就是农业民族的抵抗，就是旧政权的局部存在和地方势力的害怕，它们的三次南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渐次展开的。西晋末年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先后进入黄河流域，前后经过了一百多年时间，才由北魏在淮河以北建立了稳定的政权；又过一百多年，才由北魏的继承者隋朝推进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最终完成了统一。辽朝（契丹）花了近三十年时间，牢固地占据了燕云十六州（后失二州）一线及其以北地区。差不多二百年后，取代辽的金朝又推进到了黄河一线，以后又达到了淮河和秦岭一线。一百多年后，灭了金朝的蒙古（元朝）接着灭了南宋，这次推进才告结束。进展最快的清朝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从１６１６年到１６４２年占据了东北地区和长城以北，至１６４４年进至黄河流域，次年又推进到长江流域，１６５９年平定西南，至１６８３年攻克台湾，最终消灭了明朝的残余势力。
这种阻遏作用的意义当然不仅是时间的延长，而是牧业民族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
首先，处于汉族人口汪洋大海中的牧业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原来只能由少数统治者享受的农业区出产的物资，这时几乎人人都可以得到，原来只是传闻的汉族文明此时就在眼前，季节的迁移逐渐为定居所取代，简陋的生活环境已变得比较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