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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另一个例子：象“我的扫帚在墙角”这样的句子也可以出现在黑格尔的逻辑中，但这些句子在那里表现为不适当甚至虚假的例子。它们只会是被拒绝的东西，会被一种在概念、风格和句法上具有不同秩序的论述所超越。对这种论述来说，决非“显而易见，我们语言中的每一句子‘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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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井井有序‘“。
①情况正相反，每一句子都象这种语言所表达的世界一样，几乎毫无秩序。
几乎受虐狂似地把语言贬低到谦卑和普通的地位，成了一种程序。维特根斯坦说：“如果‘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一种用处，那么一定象‘桌子’、‘灯’、‘门’之类的词一样谦卑。”
②我们应该“坚守我们日常思维的主题，不要误入迷途，想象我们应该描述极其微妙之物……。”
③仿佛这是唯一的选择，仿佛这些“极其微妙之物”不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合适题目，而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合适题目。思维（至少它的表现）不仅被迫穿上日常用法的拘束衣，而且还被责成不能超出已经存在的东西去探询和寻求解决办法。
“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拿出新的消息，而是靠整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④
哲学自封的贫困，把它的一切概念奉献于既定事态，不相信有新经验的可能性。对既定现实统治的服从是全面的——可以肯定，唯一的语言事实不过是社会用其语言说出来的，并要求我们服从的事实。这些禁令是严肃的权威性的：“哲学和语言的实际用处决不可以互相干涉。”
⑤“我们不可以提出任何一种理论。
在我们的考虑中不一定有假设的东西。
我
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４５页。
②同上书，第４４页。
③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４６页。
④同上书，第４７页。这段译文不准确，因为德文本表达“拿出新的消息”
之意用的是Ｂｅｉｂｒｉｎｇｅｎ
ｎｅｕｅｒ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一词。
⑤同上书，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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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该消除一切解释，只有描述才有地位。“
①。。人们不禁要问，哲学留下了什么呢？如果没有任何假设的东西，没有任何解释，那么思维、智慧留下了什么呢？然而，关键的不是哲学的定界或尊严，而是有无机会保留和保护用不同于日常用法的术语（这些术语之所以是有意义的、合理的和有效的，正是因为它们是别的术语）来思考和说话的权利和需要。所牵涉到的是扩展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排除那些能理解正发生的（和意味的）东西，来描述正发生的（和意味的）东西。
首先，日常的思维和语言领域同哲学的思维和语言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差别。在正常的环境里，日常语言的确是行为的——实践的工具。
当某人说“我的扫帚在墙角”
时，他可能意指，别的问及扫帚的人想到那里取扫帚或把扫帚放到那里，正感到满意或生气。总之，这个句子通过引起一种行为反应而实现了它的作用：“效果吞没了原因，目的同化了手段。”
②
相比之下，如果在一篇哲学文章或论述中，“实体”
、“观念”
、“人”
、“异化”等词成为一个命题的主语，那么决不会发生把意义转化成行为反应的作法，而且这种作法也不会有什么地位。语词实际上是未实现的，除非它在思想上引起别
①同上书，第４７页。
②保罗。瓦莱利“诗歌和抽象思维”
，见《作品》第１３１页。另见“在语言问题上诗人的权利”
，载于《艺术简论》（巴黎，加利马德，１９３４）第４７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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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这种命题可以通过历史连续体的一系列中介，帮助形成并指导一种实践。
即便此时，这种命题仍是未实现的——只有绝对唯心主义的傲慢，才主张思维与其对象最终同一的论点。因此，哲学所关心的语词，决不具有“象‘桌子’、‘灯’、‘门’之类的词一样谦卑”的用途。
所以，在日常论域中不可能获得哲学上的精确性和明晰性。哲学的概念针对的是事实和意义的一个向度，这个向度“从外部”来阐释日常言论原子化的短语或语词，表明这种“外部”对理解日常言论是根本的。或者说，如果日常论域成为哲学分析的对象，那么哲学的语言就成为“元语言”。甚至在它用日常言论的谦卑术语来活动的地方，它仍是对抗性的。
它把现存的经验的意义背景溶解到它的现实背景中；它从直接的具体性中抽象出来，以便获得真实的具体性。
从这种立场来看，上面引用的语言分析的例子，能否作为哲学分析的有效对象，是大可怀疑的。最精确地和最明晰地描述品尝某种象或不象菠萝滋味的东西，能有助于哲学的认识吗？它能否作为有关可争议的人类状况（这些状况不同于医学或心理学品尝试验，肯定不是奥斯汀分析的意图）存亡攸关的批判吗？分析的对象，如果脱离了说话者在其中说话和生活的更大更稠密的语境，也就丧失了概念得以形成并成为语词的普遍中介。实证主义的分析被例子以及分析本身孤立开来，在实证主义的分析中并没有出现人们在其中说话和行动，并使他们的语言获得意义的这种普遍广泛的语境。
那么这种语境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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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更广泛的经验语境，这个现实的世界，今天仍然有死刑毒气室和集中营、广岛和长崎、美国的卡迪拉克斯和德国的梅塞德斯、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核城市和中国公社、古巴、洗脑筋和大屠杀。但在这个现实的经验世界里，所有这些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被遗忘、抑制、不为人知，而且在这个世界中人民是自由的。也正是在这个世界里，墙角的扫帚或品尝菠萝似的东西成了非常重要的，日常的艰难和日常的舒适也许是构成一切经验的唯一项目。这第二个受限制的经验领域是前者的一部分；支配前者的权力也塑造着这种受限制的经验。
可以肯定，建立这种关系不是日常语言上的日常思维的职业。如果它是一件寻找扫帚或品尝菠萝的事情，那么，用不着转移到政治领域，便可证明这种抽象是合理的，便可弄清并描述其意义。但是，在哲学中，问题不是寻找扫帚或品尝菠萝，更何况在今天经验哲学应建立在抽象经验基础上呢！
而且，如果语言分析应用到政治术语和短语上，这种抽象也是不正确的。分析哲学的整个一个分支从事着这一任务，但这种方法已经封闭了政治的即批判的分析的概念。操作的或行为的转换，把“自由”
、“政府”
、“英格兰”之类的术语同“扫帚”和“菠萝”同化起来，把前者的现实同后者的现实同化起来。
日常语言在其“谦卑的用处”上，的确对批判的哲学思想有致命的关系，但在这种思想的媒介上，语词失去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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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的谦卑，并显示了维特根斯坦丝毫不感兴趣的“隐蔽的”东西。不妨考虑一下黑格尔现象学中对“此地”和“此时”
的分析，或列宁关于如何充分分析桌子上的“这杯水”
的提示。这种分析揭示了在日常语言中作为隐蔽的意义向度的历史——社会对社会语言的支配。这个发现打破了既定论域。。
最初呈现的自然的和物化的形式。语词不仅在语法和形式逻辑的意义上，而且在内容的意义上，表现为真正的术语，即表现为决定意义及其发展的界限——社会强加给言论，强加给行为的术语。这一历史的意义向度再也不能靠“我的扫帚在墙角”或“桌子上有乳酪”之类的例子来阐释。诚然，这些表述能够揭示许多模糊性、疑惑和怪念头，但它们难以超出同样的语言游戏和无聊学术的王国。
语言分析在物化的日常论域上调整自身，按照这个物化的论域来揭示和澄清这种言论，因而抽象掉了否定性，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