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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州大学读计算机系，最后在斯坦福完成了硕士学位。当有些人看到他的履历表时，都会惊呼：“哇，你是中国人，又在巴西和美国长大，那你的乒乓球、足球和篮球肯定都特别好！”他就害羞地一笑，说：“哪儿啊，我是中国足球的水平、巴西篮球的水平、美国乒乓球的水平！”对方听了这样的回答，总是禁不住哈哈大笑。
后来，我又从IBM雇来陶宁，从别的部门“借”来Ben陆、朱会灿两位工程师。我们6个人加上周红，组成了谷歌中国最初的阵容。
周红是个非常典型的谷歌人。她讲起话来很有条理，总是念念不忘谷歌的价值观。由于进入公司很早，她有一大箩筐关于谷歌的故事，经常讲着讲着就露出甜甜的笑容。
和所有的谷歌人一样，周红有着天才一样的经历。从小进入科大少年班，18岁到美国留学，在斯坦福读完博士之后就进入了谷歌。尽管在谷歌得到的财富足以让这个32岁的年轻人“提前退休”了，但是一听到和我回中国，她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进来。
Ben陆，原名陆韵晟，我们都习惯叫他Ben陆。他在上海出生，香港长大。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他又直接考上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也在谷歌工作了好多年。Ben陆看起来非常内向，总是一副特别认真的样子。他回到中国后，和一个叫Dan的男孩共用一间办公室。别人总是取笑他们，“一个Ben，一个Dan，合起来不正是笨蛋吗？”
后来大家才发现，Ben陆其实一点也不“闷”，他实际上是个相当有激情的人，而且敢于向权势“挑战”。当谷歌中国的声音不能通畅地传达到总部，或者中国工程师遭遇不公待遇时，总是他，敢于写“义正词严”的邮件——“路见不平一声吼”。
朱会灿“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但其实比我年轻多了。这个美国加州大学的博士，已经是公司里做过项目最多、最资深的华人工程师了。因此，谷歌中国公司的工程师都管他叫“老大”。后来，朱会灿在我的劝说下回国帮我带初期的中国工程师队伍，成为某篇文章中所述的“谷歌中国的7个师叔”之一。
魔鬼试题（3）
陶宁是北大毕业的才女，在微软做过Windows产品经理。当年在著名的Windows98发布会上，吴士宏从法拉利里跳出来的一幕，就是陶宁一手策划的。加入谷歌后，因为人手欠缺，所有产品和销售以外的工作，从市场、公关、招聘、人事、政府关系到日常公司运营，她都一手承担下来。
在谷歌中国的初建期，我们7个人成为谷歌中国的全部员工，并负责所有的招聘事项，包括联络、宣讲以及制作PPT、复印考卷等一系列繁琐的工作。
那是一段既紧张又快乐的日子。一开始，由于我的“兵”全是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天才，我几乎忘记他们对中国大陆都已经很陌生了。
在我们走访第一所高校清华大学前，我对周红说，“你帮我安排一下，去见见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主任吧。”周红面露难色地说：“开复，我离开中国已经15年了，我不知道怎么安排！”我这才意识到招聘工作可不是我想象得那么简单。我笑了笑，拿起电话拨打114，然后查出清华大学的电话，这样一步步找到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电话，并找到系主任的秘书，最终安排了见面。
我和系主任在微软期间见过面，所以当我们会见结束，他说：“开复，让你的车开上来接你好啦。”我笑着说：“我现在没有车啊，我们是打车来的，现在也打车走！”系主任睁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他拍了拍我的肩，眼神里似乎在说：“哇，这还是以前那个微软的大老板吗？怎么现在居然出行都要打车了！”
我暗笑，心想：“我不但打车，我还是周红的秘书呢！”
全国规模的招聘马上大张旗鼓地开始宣传了，而我也开始了人生当中最密集飞行的日子。每一天或者每两天飞一个城市，下午先做有关谷歌的宣讲，晚上再进行题为《选择的智慧》的演讲。而郭去疾和俞可总是分别飞到下一个城市，将各项工作准备妥当后，再等待我飞过去和他们会合。就这样，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空中飞人”——不在机场，就在去机场的路上。
在我的招聘之行中，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国大学生的热情。第一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场面之热烈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个容纳3 000人的礼堂早就爆满；而礼堂外面还有3 000名学生被挤在门外。当距离开场还有1小时40分钟的时候，西电礼堂的门口已经排了两个近100米的队伍。后来有学生告诉我，队伍最长的时候是下午6点半前后，超过500米，甚至还有人是从洛阳和杨陵赶来的。
后来，队伍终于失去了秩序，因为太多的学生想进入会场，结果把西电礼堂的大门给挤坏了。当时情形十分危险，幸亏学校紧急安排了“实况转播”，让场外的学生也能听到我的演讲，才化险为夷。从此之后，在其他城市演讲之前，我都会提前告诉校方最好做足安保工作，不要再出任何意外。
在之后的演讲中，为了控制人数，一些高校实行了凭票入场的制度，学生们需要拿到校方提供的免费票才能进入礼堂。但学生们又想出了新招儿，自己用扫描和打印的方式做出了和真票一模一样的“高仿真票”；完全能够以假乱真。于是又出现了新状况，拿仿真票的学生占了拿真票学生的位子，而拿真票的学生一般又会来得较晚，到了现场以后才发现位置早就被抢坐了，于是情绪激动。新的混乱就这样产生了，校方不得不赶紧加派人手解决争端。每场演讲前的礼堂里真称得上热火朝天，听讲座的热情火热，吵架的情绪也火热。
魔鬼试题（4）
所以现在，我无论做有关谷歌的演讲，还是给学生做励志方面的讲座，我都希望校方能安排面积最大的场地，以满足更多学生的要求。
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幕，那是在上海交大。当时我刚刚走上讲坛，就听见台下发出了一片惊叹之声。“怎么了？”我心里暗暗地想。这时台下一个学生大声说：“李老师，你瘦啦！”噢，我明白了，原来是太久没有和大学生们见面了，而官司又让我经历了一次急速瘦身，所以形象变化太明显了。
我走到话筒前，微笑着说：“刚才我听到有人说我瘦了。我想问问现场的朋友们，谁想知道我减肥的秘方？想知道的请举手！”现场刷的举起了无数只手。我点了点头，说：“好的，看来大家都很想知道，那我告诉你们，想迅速瘦身，让微软告你好了！”在场的听众哄堂大笑，我也笑了。
此时此刻，我百感交集。从2000年开始，我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帮助中国大学生，为他们答疑解惑当中。当微软与谷歌的诉讼把我推上法庭、漫天的误解和谎言报道铺天盖地的时候，我曾一度以为自己不能够再以这样的形式和学生对话了，我也曾认为这些让我蒙受委屈的报道会让我失去学生的信任，而这将是我最痛苦的事情。但眼前的场面告诉我，所有的一切，真的已经过去了。我依然可以站在学校的讲坛上，为我喜欢的公司招聘，为我热爱的学生们做“人生导师”，为他们答疑解惑，为他们指点迷津。我为还能拥有这种幸福而感恩。
2005年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整整一个月，我和我的团队穿梭在中国十多个城市的校园里。那段日子里，我每天5点起床，6点出门，8点坐上飞机，11点到达校园，跟学校领导和一些学生见面，下午演讲，晚上继续演讲，23点到酒店登记入住。如此循环往复。
虽然辛苦，但我很满足。我可以深深感到谷歌这个品牌的强大吸引力。每一次演讲都是人员爆满。在安徽大学，校方安排的演讲地点竟然是一个露天大操场，当晚整个操场都密密麻麻坐满了同学；在武汉大学，演讲是在一个5 000人的礼堂，我去洗手间的时候，竟然看到几名同学从洗手间的窗户翻了进来。也是在武汉，我的同事，从总部借调来的研发总监李文飙，跟在我后面一起进入会场，但却没想到他被拥挤的人群挤得摔倒在地。后来他告诉我：“我看到是几位女生所以就让她们先走，没想到她们力气那么大！”
尽管每天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乐在其中。同事中的年轻人看到我每次下飞机时都疲惫不堪，在路上睡得东倒西歪，就很担心我作演讲的时候没有好状态。不过，拿他们的话来形容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