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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明知道这些黑暗面为什么还要送孩子来这里？在我看来，一些麻烦事情在人的一生中是躲不过的，我们总不能因噎废食，知道路上有危险就不走路了，只能敬畏上帝掷出的骰子，冒着黑暗中抛来的石块和口水匆匆赶路，鼓足勇气，目不斜视，朝着充满阳光的地方祈祷而后行。
子轩的报复举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报复性行为幸亏没发生，否则这帮半大小子下手没个轻重，很可能会出人命。我当然不赞成他这么干。但是，我也不能容忍就这么永远受欺负，或者摧眉折腰，甘当强人的狗腿子、马屁精。屈服于暴力的心灵同样是可怕的，要么孩子从此一蹶不振，永远屈服于强暴，要么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更弱小的孩子来寻找心理平衡。打架是野蛮的原始行为，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但在孩子成长的亚文化里，游戏规则就是原始的。也许，孩子之间打架本来就是正常的，孩子之间的矛盾应当以孩子的游戏规则加以解决，寻求外部帮助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能导致战争升级，最终冲突双方无论较量结果如何都将自我毁灭。
我也不主张凡遇上一点事就告老师告家长，告习惯了长大了就爱告领导告老板还有告老婆，这样的操行很不好！
按自然法则解释，受欺负的根本原因是自己不强大。我主张正当雪耻，雪耻之志能促使一个弱者强大起来。子轩的这段遭遇唤起了我在年少时的记忆，我小时候一直不长个，又没有哥，经常受大孩子欺负，没办法，只好躲着走。为出这口恶气曾数年玩命打熬筋骨苦练拳脚，当有一天看到昔日的冤家在自己青筋暴起的老拳下瑟瑟发抖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欺软怕硬的强人都不过是些菜狗，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单挑决斗的骑士风度。都是软弱惹的祸。当自强产生的威慑力彻底镇住冤家之后，我不仅除却了一个心病，而且获得了一生的自信。
人也许就没有敌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最后，是子轩的母亲把他领出了武汉体院的校门。
他母亲本来就反对孩子打球，她的教育观跟大多数家长一样，认为孩子的正道是学好文化课，考上名牌大学，然后有黄金屋，然后有颜如玉，然后白领，然后下班就回家，再买一束花。子轩的球打不成了正中她的下怀，她找了她所认同的应试教育专家做了咨询和设计，决定把他送到内地的一所私立学校去读书。
我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即使不打球了，我至少也要搞明白一个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打球了？也许正是这个问题没有问，导致了以后的无限退却。子轩可以随随便便地说想要干什么，也可以随随便便地半途而废。
中国的家庭普遍对既成事实是不追问什么道理的，日子得过且过是普遍准则。事情过了，我一直再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问，打球的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这年头，在多数场合下，人们都拥有“自由”“民主”“人权”“宽容”“多元价值”的保护伞，想在谁的头上棒喝，首先要触及保护伞，一碰上保护伞麻烦可就惹大了。你马上会被人指责为“专制”“男权”“家长作风”“语言暴力”“精神暴力”，一说起来还都带着套。时代不同了，男女不一样。这年头的教育基本上是女人的领地，上到国家下到学校、家庭都时兴女人说了算，不是女人的也装成女人的样子说个没完。烦得我不能说也不想说什么了。跟女人有什么可讨论的？女人一辈子读的最多的是镜子，最大的学问是化妆，最大的成就是有人喜欢。我想讨论也碰不上真问题，只能心不在焉。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不能剥夺那半边天，应该是大半边天的权利。但是我可以不参与，免得以后扯不清。不过，只要对孩子的成长有利，我倒宁可希望自己的意见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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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近在眼前的毒品威胁，我对孩子的期望值，已经从望子成才堕落到避免孩子犯罪。他有朝一日也会拿起斧头与我们相向吗？这样的期望值对一个学教育学出身的父亲是难以启齿的，但是，生存现实迫使我必须以此为底线来考虑我可能采取的措施，因为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孩子犯罪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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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这以后，我对他上大学的指望几乎没有了。惟希望他哪一天突然懂事，能自己去求学。在我看来，学生理应求学，老师只能劝学，实无必要乞教。
子轩从武汉体院出来，跟着母亲去了他的出生地兰州，在一所私立寄宿学校读初中二年级。
由于他在体院打球期间学的文化课形同虚设，等于没学，因此，一开始各门课程都跟不上，也坐不住。他母亲又请老师在课外帮他补习以前的课程。起初，他也做过努力，经常补习到深夜，有一次，甚至熬了一个通宵。老师说，他的脑子很聪明，一点就通。只要不懈努力，到期末考试赶上大家完全是有可能的。我们家长听到这个消息好像看到了一线希望，以为浪子回头了。可是，还没等我们放下心来，他又开始滋事。
子轩本来就比同班的孩子大，在体院的一段生活如同混江湖，心里面想的和生活经历比所有的孩子都要复杂。住校期间，很快就拉扯上了几个孩子，经常领头翻墙到校外去吃夜宵、喝酒、抽烟。不久，这一伙孩子的学习和表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别的家长不干了，找到学校要求严肃处理害群之马，否则就领孩子转学。
子轩的母亲除了到学校向老师说好话，还找到意见大的家长一个劲地赔礼道歉，为子轩争取一个改过的机会。最后好歹算是平息了这次危机。回到家里，她母亲打他打不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招儿也用了都不好使，只好流着眼泪向他下最后通牒：如果再有过犯，学校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是被学校开除了，就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子轩也许拿他的表现和体院相比，可能还会觉着没干什么大不了的坏事，甚至觉得自己还挺委屈。此后，他虽然没有捅出太大的娄子，但小麻烦总还是不断。好不容易熬到学期末，老师无奈向家长最后摊牌，你们的孩子实在难管，还是想别的办法吧。他母亲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个孩子已经无可救药，她再也不管了。
责无旁贷，我只能接手对子轩的管教，子轩就这样又回到了海口的家中。
这时，他已经成了一个小伙子。子轩在外生活了两年多，打球半途而废，重新上学又被学校撵出来，花了那么多的钱，一事无成，不光让他母亲恼火，也让我感到失望。我不仅为他虚度的年华惋惜，更为他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深感焦虑——难道他真的不想想自己的处境和未来吗？
子轩一回到家我就问他，你是否想过以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怕自己问得太迂了，最后干脆直截了当地问，你打算以后靠什么吃饭？他对我的问题做出的反应是一脸茫然，回答说，没想过。看起来真是没想过。我想和他打开天窗说亮话，但是，这个天窗就是打不开，我甚至连天窗在哪里都不知道。
即便到这步田地，我对子轩以后能上大学仍然抱有希望。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笨，只要他把心放在学习上，赶上并完成普通中学的课程是完全可能的。以前耽误的两三年时间不算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不都耽误过吗？子轩在小学期间，曾经代表学校参加过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虽然没有取得好成绩，但在平时的数学训练中，表现还不错，大多数习题都能独自解出来，思维非常敏捷，为此经常得到老师的赞赏。在我看来，他不存在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只有想不想上的问题。
为了让他能够把书读进去，我开始把他的学习负担减低到最低点，只给他安排语文、数学和英语三门课程，打算让他把冷板凳坐热了再加量不迟。语文和英语我亲自教，数学先后请了两个大学数学老师教，为让他学英语，还特地为他买了台电脑和一堆光盘。但是，过去小学毕业前曾经有过的家教效果没有重现，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过去了，我考了他一回，结果一塌糊涂。
这个结果在过程中我也有所预料，他学习中最大的问题是没问题。我感觉不到他对读书的兴趣和对生活的危机感，只是感觉到别扭，双方都好像是为谁完成一桩差事。他好像什么都懂，每天似乎都在为我交差做作业，完成约定的学习时间或任务，多一分钟都坐不住。这时候的他已经成了大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