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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宏大的创意曾让老雷感动得不能自制，后来他竟然放下呕心沥血十多年的人才学研究成果不搞了，整天专门搜集观看儿童影片，逢人便讲电影。直到今天，老雷还在矢志不移地进行他的电影课教学运动。
老雷坚持认为，最丰富的想像力和最深刻的哲学都蕴藏在电影里，我是电影发烧友，这个观点我完全赞同。老雷特别推崇日本的一个纪录片《狐狸的故事》，影片用拟人手法讲述了一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一窝小狐狸出生了，在老狐狸的呵护下成长，小狐狸渐渐长大了，外形已经显得跟父母一样高大。老狐狸一朝突然变脸，驱赶小狐狸出门。被赶出家门的小狐狸好生可怜伤悲，不愿离开，一次次回家门口，但是老狐狸不仅不让小狐狸进门，反而以“疯狂地嘶咬”的方式，生把小狐狸撵走。从此，小狐狸一个个无依无靠，形单影只，在饥恶、天敌和猎人的胁迫下到处流浪……
骄傲的人类面对这样的生存困惑该做何感想？老雷发问。
老雷把这个故事写成文字发表在报纸上，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反正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不仅仅为故事情节和编导的艺术匠心所感动，我对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产生由衷的敬畏。再看子轩，我不能不想到那些可怜的小狐狸。我也终于扮演了那该诅咒的老狐狸。此乃后话。
话说老雷来到海南，不等我迎候，直接就找到了家门。几句寒暄，老雷就开始神侃他的电影课理想。
起初我本想利用这个见面机会，好好讨教一下他的人才学理论，对他的天方夜谭并不在意。再说当时海口那块弹丸之地理想主义者过剩，从大陆过来淘金的人多数都是空手过来的，个个都会忽悠，随便聚一桌人就能找出一个大忽悠，什么都敢卖，进出口批文能卖，土地开发红线图能卖，美国土地也能卖。在听老雷忽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曾经闪过用什么法子把这个名人给卖了。
老雷毕竟是重量级人物，岂是我等无名之辈可以炒卖的崩豆。这时候的老雷已从一个文化学者，摇身一变为京城一家文化公司的股东。老雷的股本就一句话：“把世界上最好的电影献给孩子。”老雷就凭着这个理念，“路漫漫兮其修远，上下左右而忽悠”，从国内忽悠到国外，成为一个国际大忽悠。先后忽悠了几个国家部委的大印，几十家媒体，几百个社会知名人士、高级学者、官员，几千个老师，几万名小学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电影课实验。老雷在讲他的理想事业时，神情笃定，两眼放光，俨然像一个率领千军万马的统帅。
我本想卖老雷，一看这阵势忙改主意：“还是你来卖我吧，我帮你数钱！”老雷这时候来劲了：“我已经老了，你还年轻，是骡子是马有本事跟我到北京去遛遛，以后……”一席话吐哺握发，意味深长，只是觉着耳熟。
子轩见了老雷，我问他有什么印象，子轩在我们侃大山时留意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发亮。以前，他还以同样的话评价过我的另一个朋友，那人无名，囊中如洗，当时在卖美国土地。
编辑部的故事（1）
我活得肯定不如许多人好，我的自我感觉肯定不比许多人坏。
我跟阿Q的命运差不多，阿Q想革命，革命党人不同意，我想当教授，评教授的人不同意。
能去北京当然好，但是端了将近30年的铁饭碗还要不要成了问题。我在海南已经呆了12年了，虽然也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对自己的亲身经历无论成与败，对熟悉了的环境和身边的朋友总还是有些留恋。
想当年来海南时壮怀激越，带着书生意气下海做生意，改革开放之初的“走私热”“皮包公司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全赶上了，而且我总是赶在最前头。可是，发财的大好机遇在眼前一次次地闪过，自己干过的“事业”一次次地屡败屡战，最终也没发上一笔可观的横财。这怨不得别人，要怪只能怪自己。我知道原因在哪里。我是一个性情中人，行为中充满了理想和浪漫，我常常忘情于过程的体验以至于不顾结果。所有的朋友最后都给过我几乎同样的评论：大家都现实地活着，目的很明确——发财！就你在找感觉。
我活得肯定不如许多人好，我的自我感觉肯定不比许多人坏。
下海过程中，有许多生活的经历曾经惊心动魄，过后反思又觉得乏善可陈。一个时代弄潮的结果最后总是要聚焦在一些具有代表性或戏剧性的人和事上，我始终觉得自己实在平凡，没有做大事的人那样侃侃而谈的资本。但是换上一个角度看，哪怕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样也有着值得回味的地方。毕竟还是老百姓多，平凡的事多。《编辑部的故事》写的都是老百姓的故事，平凡之中见精彩。我也有过当编辑的经历，我觉得也有值得回忆的地方。
我是以人才引进方式直接调入海南师范学院的。开始当老师，因为遇上了一个缺乏自信的顶头上司，大小事都喜欢向上级汇报，这让我好烦。久了，我才知道这也是本地的一个风俗习惯。海南有那么一族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官。出乎意料，当领导的眼睛也有雪亮的，校方反倒给了我到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当编辑的美差。这个工作可以晚上干，我可以放开手脚在外面搞第二职业。
这个岗位不起眼，但是关系到师资的晋升。中国的大学里都有学报，学报编辑部就是教授的生产线。教育部有规定，能在省级以上学刊上发表三篇以上论文就有评副高职称的资格了。有意思的是，我们学报里掌握着采稿生杀大权的几位编辑，除了主编，都没有高级职称。这并不是校方用人失误，我等没职称是因为都谢绝评职称。我们的共同点是没有文化自卑心理，不需要职称这样的劣质化妆品，抹上了反倒脸红，青春痘那种红。这年头的职称里有多少含金量我们当编辑的难道还不清楚吗？
质量好些的稿件基本上都是约来的，其次是外稿，本校的投稿大多数都没法看。但是又不能统统枪毙，因为其中有些是领导或准备当领导的，不是领导的有的拿着领导写来的条子，没有关系背景的就靠人情了。处理这些事情比审稿编辑业务吃力，我们总是做完了采稿意见，推给主编去周旋。
即便是这样，我们的学报质量在当时全国的师范院校里还算是优秀的。这不值得吹，我为这个时代的大学感到羞耻。学报在今天高校发挥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照顾知识界的弱势群体，在科研成果的包装下无耻地贩卖市场上卖不出去的思想垃圾。
我反正是油盐不进，该崩的统统崩。我得罪了许多人，甚至得罪了朋友。
能得罪的也许就根本不是朋友。我又不缺朋友，老周是什么人，交的朋友当然个个顶用，但从来不用。如果是我来办刊物，我崩得更狠，得罪人更多。有没有哪个大学的学报想上层次请我去当主编的？估计没戏。也许我真当上了主编，干上一期就让明枪暗箭给放翻了。
学报编辑部的几位同事都可圈可点，这也是我在学校能呆住的重要原因。
主编陈剑晖搞文学评论在文坛中朋友甚多，不愁稿源，加之刀笔娴熟，办刊物如摆弄小菜。有他顶着，我们可以享受到不坐班的自由。
负责理科版的是研究过数论的黄向阳，研究的是什么纯负数，深了！我们天天要胡扯一通，全是没有用的话题，我们讨论过海南特区的发展模式究竟是邓小平猫还是薛定谔猫抑或是桑代克猫，彩票中奖有没有数学方法可以破解。他坚持说有，我说没有，如果真的有，我想足能办一所世界上收费最高的学校。向阳学过数控，我们商量着怎么给子轩造一个有自动统计功能的数控乒乓球台，怎么把刊物变成比特杂志。黄向阳还给子轩手把手辅导过数学，结果他们之间互相不来电就算了。这本书到最后是在海南完成的，“周疯子回来了！”黄向阳闻讯马上张罗酒局，用自己投资酿造的咖啡酒盛情款待。咖啡酒令人唤起青春最美好的记忆。老友重逢，美酒加咖啡，一杯接一杯，味道天下无类。
另一位编辑是作家晓剑，下笔不大节制，情绪来潮可日出万言。写过七八部长篇，电视剧十几部，中短篇不计其数，但都不及在当地报纸上发的一个豆腐块文章牛逼。晓剑对女流成功人士和女权主义日渐猖獗的表演秀吐哇吐哇的怎么也不习惯，当她们在媒体上大谈一流的男人如何如何，晓剑生气了，就说她们理想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