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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他的选择也许已不再苛求，但如何评价这种选择，从这种选择中能看出
什么东西，却是不容含糊的。王中江在《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
哲学》中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说：“对他50 年代以前的哲学的片面的批判
和否定，使我感到愤怒和痛苦。对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们已不能详
细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从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为他的所为作出辩
护，把他个人的悲剧性失误，转换成同时代的悲剧性曲折；但是，从感情上，
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反感，我要求他对他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见该书
255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
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
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他说：“在解放前，我没有
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
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
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是‘政治’。”（刘培育编《金岳霖
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60 页，四川教育出版社）金岳霖其实在这里想要说
的是，多数人放弃了独立性，我也就不再坚持了。为什么要这样呢？金岳霖
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问，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
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
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
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同上）
1957 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4 次饭有关，
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
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
如他和林微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
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
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
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
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1922 年，金岳霖28 岁的时候，在当时的《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长
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1922 年12 月4－5 日），这篇文章好几本关
于金岳霖的书都没有注意到。
了解青年金岳霖，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岳霖
还在英国。文章是由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发表的《我们
的政治主张》而发的感想，蔡元培、胡适在这个主张里提出了著名的“好人
政府”的主张。从金岳霖的这篇文章看，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人情都有
很好的分析。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的理想，仍能给我们启发。第一，他希望
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
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
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
不把官当做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
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
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
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
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金岳霖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有
失去信心。他说：“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
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致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
社会慢慢的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
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致于无望。”一个人如果不
特别健忘的话，他在年老的时候，应该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理想。金岳霖的
这篇文章是他专业之外的感想，也许他早已忘记了，但文章可以忘记，理想
却不会丢失，只是尘封在记忆中不愿再去提起，时代留给金岳霖他们这一代
知识分子的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杨树达的屈辱
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
者中被公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
新中国成立，65 岁的杨树达走进了新的时代。此前，他是1948 年中央研究
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在新的环境里，他的学术地位同样得到尊重，
他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
杨树达是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走进新时代的。1949 年9 月，听到政协
开会的消息，他曾写下这样的话：“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
望治甚殷，终归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
见升平，是余之幸也。”（《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第293 页，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6 年11 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作为学者的杨树达，在满怀信心迎接太平盛世。以他在当时中国学术
界的地位，他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且他和毛泽东有特殊的关系。
当年毛泽东在长沙时曾听过杨树达的课。“1920 年驱张一役，余与毛公同
事，故有违教一语也。”（345 页）50 年代初期，毛泽东每次回湖南，都要见
杨树达，后来杨树达每有不顺心之事，也常给毛泽东写信。以杨树达这样的
背景，他在学术上本来应该是心情舒畅，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实上，50 年
代初期，杨树达在学术上却极不顺心，他的遭遇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适应的
另一种典型。杨树达的专业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又和毛有交情。50 年代的
任何政治运动对像他这样年老的著名学者，已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同样
陷于一种困境中，他的不适应和他同两个人的关系有关，而这两个人大体是
新时代学术的典型代表，在新的学术环境中，杨树达已感觉不到他在过去的
自由平静，而是处处要受人制约，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杨荣国。
先说郭沫若。
郭沫若在专业上和杨树达有相同之处，但在过去公认杨的学术地位要
高于郭。40 年代初，杨树达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说过：“觉可
商榷处颇多。”（167 页）而郭对杨却是极尊敬的。1940 年12 月25 日，郭沫
若致杨树达的信中说：，“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
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黄淳
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48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后郭杨之间时有
信函往返、从论学的内容和行文的谦恭，能看出郭沫若对杨树达的学问是很
钦佩的。但令人沉思的是随着两个学者地位的转移，郭沫若对杨树达的态度
也发生了变化。以杨树达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术成果的问世，已经
很少有什么阻碍。
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杨树达的学术成果问世，却需要由科学院来审
查。先是李亚农审查他的《金文说》，评价不高，还有唐兰，颇有微词。不
管怎么说，李亚农、唐兰总还是学者。使杨树达不能容忍的是当时的科学院
竟让根本不懂学术的人来审查他的著作。
对此，杨树达在回忆录中说：“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
年不学者妄为评涉，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
前感于《金文炼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
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
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
（400 页）杨树达当时还只是就事论事，没往别处想，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
使学术环境很快成为这样的。
杨树达的学术地位，公平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