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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储安平等，这些人最容易出事。二是专业本身与政治无关，但学者本人
却对政治有热情，像冯友兰、潘光旦、雷海宗和一些自然科学家，这些人遇
事多数也难幸免。还有一种人是专业与政治无关，本人对政治也不热情，像
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按说这种纯粹的学人，又都是公认的大师（二陈和
汤均是1948 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由于远离政
治，他们本应无不适感，因为他们从事的学问，与政治的变易并无多少关涉。
但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陈寅恪人们说得很多了。陈垣后来也说了许多合
时宜的话。汤用彤的经历还算平静，但他的心境已不从容，不清静。汤先生
的名著是1938 年在长沙发行的，当时抗战已开始；北大、清华、南开迁至
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汤著初版时有一“跋”，汤先在“跋”中只述与学术有
关之事，并述及自己的治学经历，虽然用语谦虚，但也能见出学者的自信：
“然敝帚自珍，愿与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又安，
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先贤传大之人格思想，终
得光辉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先生生
性忠厚，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锡予寡交游，闭门独处”
（见该书155 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还说汤先生在朋友为学互相驳难时，
“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同
上）可见汤先生性情之忠厚。梅贻琦掌西南联大时，在人事安排上较偏重清
华，如当时文学院院长一直由冯友兰担任，而没有轮及北大。钱穆就说：“如
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同上，190 页）。钱穆对汤用彤的评价是“独立
不倚，极高明而道中庸”（麻天祥《汤用彤评传》323 页，百花洲文艺版）。
40 年代末周炳琳致函胡适述及北大情况，说：“锡予兄处事稳重持平。
深知各方面情形，数月来局面之维系，孟真实深得其助。”（《胡适来往书信
选》下册第113 页，中华书局版）对那些好说话易冲动的人来说，经历新时
代，看不惯就要说，这一说就麻烦了。但像汤先生这样性格、这样学问的人
也变得不由自主起来，是很令人深思的，甚至他还说出这样的话：“回头来
看这一部旧作，感到非常惶悚。”（《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后记，中
华书局1983 年版）1955 年，对知识分子来说，已经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
有过了批胡适、批胡风，像汤先生这样谨小慎微的人，没有触动不可能，所
以才有这样主动的检讨：“在这一部书中，我没有能够认识作为宗教的佛教
唯心主义的本质，没有能够认识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我只是孤立地就思想
论思想、就信仰论信仰，这显然不能正确地认识佛教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中
所起的反动作用。因此，对于佛教的估价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同上）读这
篇“重印后记”，从言语行文中，能感到汤先生的心情，处在一种悄悄不安
之中，学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有更多的读者，但重印旧著，又生怕惹事生
非，生怕承认自己的过去，总是在一种否定旧我的心情中，试图找到与新时
代的契合点，但这哪里可能呢？汤先生的研究方法本来是很先进的。但他也
只能说：“应当肯定，在旧的观点、方法支配之下所进行的考订研究工作，
它可能取得的成绩终归是有限的。”（同上）《汤用彤评传》的作者麻天祥说：
“这如不是过分谦虚之辞，则必定是违心之说。”（见该书119 页）一个时代
的学术水平与时代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精神是一致的。如果说汤先生的违心之
论是有道理的，那按新的方法、新的时代精神来研究学问，应该达到比过去
更高的水平，但事实是无情的，今天研究佛教的人，还得看汤先生的旧著。
汤用彤写序
我写过一则短文《汤用彤的顾虑》，是说汤先生的心情的，这篇短文是
因我在书摊上购得一册汤先生的旧著而引出的感慨，因为我把那本旧著《汉
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后来重印的稍微比较了一下，看到场先生的重印后
记，想到了知识分子困境。中国知识分子，要说硬也硬，要说软也软，这都
不难找出许多例证。但对知识分子性格的认识，我大体倾向于认为读书人嘛，
还是柔弱的多，刚直的少。就性格而论，文人一般总比武人懦弱些。了解读
书人的这一面，才好再去了解他们变化的历史。汤先生步入新时代后处境算
是好的，旧著大多重印了。汤先生那时一是年事高，二是身体不大好，这样
的处境，使他谨小慎微起来，也在常理中。我写完那则短文后，又在书摊上
以极廉的价格买到汤先生的两册书，一本是《魏晋玄学论稿》，1957 年人民
出版社印的，一本是《往日杂稿》，1962 年中华书局印的；一为小32 开，
一为大32 开。我很喜欢过去人民和中华书局印的学术书，封面和开本都只
给人简洁雅致的感觉，学术书，就应该是这种风格，今天许多学术书的设计，
都太花、太俗，感觉不好。汤先生每印旧著，都要写小引、前言、重印后记
之类，一是说明文稿的大体情况，一是总要检查自己的思想。这些为旧著重
写的前言后记，常常可看出汤先生的心情。而这种心情和重印旧著本身是一
矛盾体。因为汤先生在这样的文章里总要先声明，这些旧著已经没有重印的
必要，至多是一点资料。
那我们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印呢？看来这都不过是一些套话，
说说而已，在心里，哪个学者不珍爱自己的旧著呢？但有些废话还得说说，
这样或许能增加一些保险系数。比如在《论稿》中，汤先生就说：“今既要
出版，本应大加修改，然而由于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很差，又久在病中，
原定计划既未完成，更谈不到把旧稿彻底改造。”书是按旧稿印了，但这样
的话也一定要说，另外再深刻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去，这似乎已成为那个时期
老学者重印旧著的一个惯例，集中研究这种现象，也是了解知识分子处境的
一个角度。汤先生给《杂稿》写的前言更有意思，先说自己是受了资产阶级
“史料学”的影响，搞起考据之学来，而不去研究这些材料说明什么问题，
不去从史料中引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而往往是材料堆砌，不能真正地解决
什么问题。今天看来，这样的风气当然是要不得的。”可到了文章最后又说：
“这本文集，今天看来误谬之处甚多，我想它之所以能出版，主要的是说明
解放后我国文化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了重大的发展，说明了人民政
府对保存史料的重视。”前后如此矛盾，可见汤先生当时的心情。
陈垣的转变
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胡适的信17
通，陈寅恪的信19 通，可见交往的频繁（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垣的两本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均是陈寅恪作的序。
1949 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
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单上。这3 个史学大师，从这一
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 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台，陈寅恪客居广
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做到院
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
1948 年12 月13 日，胡适还在给陈垣的信中谈论与《水经注》有关的
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出两位学者的交情。胡适在信的末尾写下这样的话：“今
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
气。”（《陈垣来往书信集》191 页）3 个月后，1949 年4 月29 日，陈垣在《人
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志他一生重大转变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虽
然信的语气尚不激烈，但却意味着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友谊结束了，同时也意
味着他和陈寅恪的友谊也划上了句号。他在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
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当
时的陈垣“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教授们
自由的研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