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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顾颉刚由上海来到北京，很快和当时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尹
达有了矛盾，一直闷闷不乐。作为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他不敢
拍案而起，但他的痛苦却在日记中流露出来。1952 年4 月2 日的日记中有
这样的记载：“作《东向与南向》，久不作文矣，今乃得闲作得一篇，大非易
事！”（顾灏《顾颉刚年谱》346 页，中国社会科学版）可见当时顾颉刚的心
态。1952 年7 月，顾颉刚参加了上海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对
这些运动的真实感受，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
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
我批判的时间，三也。”（同上，347 页）顾顿刚本是著名学者，但在50 年
代初期，他就处在这样一种恐惧中。他虽然尽量表态，尽可能按新时代的要
求来批判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难认同的。他在一封信中说：“本年
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
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
自序》，是任北大助教6 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
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
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为。。。若不经渐悟
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同上
347 页）
顾颉刚在50 年代的表现，其实只是外在的，在内心里，他也知道自己
的所作所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以从他和童书业与杨向奎之间的一件事情
看出。
童书业原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曾在浙江图书馆做校对员，但童书业
喜好读书研究。
1934 年，他写了一篇评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的短文，发表在《浙
江图书馆馆刊》上，并寄了一份给顾颉刚，后顾颉刚因省亲到杭州去，便去
找他。第二年又邀请他到禹贡学会给自己当助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
作，并且做出了很大成绩。而杨向奎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帮助顾颉刚查
《道藏》，并续完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讲义》，这部分文章，曾被顾颉刚收
入《古史辨》第7 册中。可以说，顾颉刚对杨向奎和童书业均有知遇之恩。
然而1952 年童书业在《文史哲》上发表《古文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发
表《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此二文，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均给予无
情之打击”（同上，346 页）。但顾颉刚对童书业和杨向奎的做法并未责怪。
1954 年王树民对童杨二文表示“窃未敢以之为然”。对此顾颉刚的看法是：
“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
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
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同上352
页）既然顾颉刚可以这样看待学生对自己的批判，那么同样道理，他对胡适
的批判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吗？正是由于自己有这样的心理，才能理解学
生的心理，当时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很少不写文章批判他的，大概也都有同
样的心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只有两处提到顾颉刚，都是叙旧时提
起，可见对他当年的批判，胡适根本也未放在心上。
整个50 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
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同上370
页）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
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 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
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晚年贺麟
1982 年，已80 高龄的贺麟入了党。这位中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以此为标志，完成了他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走进贺麟的内心世界，
我们会感到如同其他著名知识分子的转变一样，贺麟一生的经历同样留给后
世许多难解之谜。
贺麟是1902 年生人，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
作为哲学家，贺麟的经历更深地映现了时代巨变在他身上的影响。我在读有
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时，常常在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身边停下来，想他们的
经历和选择，有时为他们庆幸，但更多的时候是叹息。作为同时代3 位著名
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
现象。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在抗战期间都在学术上达到
自己一生事业辉煌的时期，在以后不多的岁月里，他们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
经常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今日我们重读他们当年的著作，特别是他
们写的文化时评，我们怎么也不会推出他们后来转变的必然结果。这几位哲
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
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
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
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 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
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
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对贺麟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1949 年的选择已成为分析他们时无法绕
开的一个标志。
在这个转折关头，去留问题是显然存在的，从常识讲，去留问题是因
每个人的处境而言的，但往深里想，去留也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基本
估价。陈寅恪不走，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的选择，钱穆在《八十忆双
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曾邀请陈寅恪、杨树达、梁漱溟等人，但均未成功。
对此他感叹到：“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
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该书246 页）
贺麟是钱穆旧友，这个分析，对贺麟来说，也是真切的。北平围城期间，南
京方面曾3 次让贺麟离开，但他终于没有走。贺麟当时的想法是“我不愿意
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跑掉，也不愿再与蒋介石有联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
会如学生时代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女儿决不做‘白俄’。”（《会通集》
74 页，三联版）这时，中共地下党也开始做许多大学教授的工作，在贺麟
的去留问题上，当时的地下党员汪子嵩、袁翰青都起过作用。
留下来的贺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他必须以放弃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来
重新选择新的东西，他是哲学家，这种不是经过深思后的选择，对他来说，
太痛苦了。他的一位同事说：“回想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
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
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慷慨’，贺先生是那样地
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
固”（《会通集》31 页）。可以想象当时贺麟的心情，一个治哲学黑格尔的专
家，他怎么能不加思考地就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呢！贺先生有苦恼，但他终
于没有苦恼下去，在随后到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他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独
立性了。此前，他到江西泰和参加了半年土改，1951 年他在《光明日报》
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赞同唯物论。他写了《读艾思奇
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粗暴地批评了胡适。对
贺麟的转变，我们能够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光理解同情远不够，我们要分析
的是贺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这样的环境是怎样无
情地将一个读书人的理性粉碎到如此程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有贺
麟给胡适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得出贺麟对胡适的敬重：“先生近年为国
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
莫不欣佩奋励。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