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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官员终其一生的。《郭沫若书信集》中收有郭给尹达的信25 封，当时尹达
是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而郭是所长。这25 封信均是郭命令尹达为他处理
事情的，好像尹达不是一个学者，倒像是郭的一个办事员，从信的内容看，
也能想见尹达的心态，他是事无巨细，都要向郭请示的（黄淳浩编《郭沫若
书信集》下册170－199 页，中国社科版）。尹达生前多次讲过，他学习考古
主要是受了郭沫若的影响，30 年代初他读了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我
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样是受了郭老的影响”（《中国史学家评
传》下册1646 页，1985 年4 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尹达说自己是郭的“私
淑弟子”。在尹达一生中，可能确有郭的影响，但青年尹达整个学术基础，
恐怕还是在史语所打下的，尽可能往郭的身上靠，也可理解，但既然找到了
学术研究的方向，为什么后来在学术上长进不大呢？而那些没有受郭影响的
人却做出很大的学术贡献。
进入新时代后，尹达虽然没有脱离学术界，但他基本上是以科研活动
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愿望的。这之后的尹达，在精神气质上
也发生了变化，从他和顾颉刚的关系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出身于史语所
的学者，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身上的学者气质终为官气所淹没了。
顾颉刚在中国史学界是何等人物，这尹达是很清楚的。无论是从年龄
还是学术辈分、学术地位，尹达都是晚辈，按中国读书人的习惯，尹达对顾
颉刚应该是十分尊敬的。1954 年顾颉刚由上海调入历史研究所，其时，尹
达和顾颉刚的地位已经明显不同，一个是旧知识分子，一个是延安来的知识
分子，1928 年蔡元培筹备史语所的时候，顾颉刚即是所长人选（刘起（左
金右于）《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73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而现在尹达
是历史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地位远在顾颉刚之上。顾颉刚曾说：“我一生
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房
子安放，我非常感谢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后不久，尹达就对我说：‘我
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
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顾灏编著
《顾颉刚年谱》第353 页，中国社科出版社）史语所出身的尹达竟对顾颉刚
的书多发出责难，实在难以令人置信，是什么经历、什么心理使尹达变成了
这样呢？顾颉刚由沪来京，是刘大年和尹达请来的，何以出此责言？是否革
命资历的自然流露？这些都很引人深思。
尹达和顾颉刚的矛盾，也许有个人的性格原因，但更多的恐怕还得从
尹达的延安经历中去寻找。1956 年春天，顾颉刚曾在民进讨论党与知识分
子关系问题的会议上，谈了他与尹达的矛盾。后来受徐伯昕嘱，曾向尹达述
及自己一生的经历，期望得到理解，搞好团结（同上第359 页）。但在50 年
代末期，在历史所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时，顾颉刚依然是重点批判对象。我对
顾尹之间的矛盾所知不多，但读《顾颉刚年谱》时，看到顾颉刚的心情，总
不由地想到尹达的经历，也许尹达的变化与他的经历无关，但他的言行，总
让人想到他的革命生涯。除了对顾颉刚的态度外，对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尹
达的所为也令人难以理解。由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中，几乎不
提傅斯年的名字，述及当年著名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时，也只提“中央研究
院”而回避史语所（见该书512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也许这不
是尹达的责任，但由于尹顾的矛盾，这样的处理方法，不能不让人有更多的
联想，难道就因为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说到过傅斯年吗？从
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尹达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解放后，尹达写
了20 多篇文章，但多是谈论学习历史研究方法，对前辈学者和学界友好的
怀念，以及为学术著作写的序言，几乎不再研究什么学术了。如果说初期的
学术即是为了做官，那尹达是成功的，但这些恐怕不是尹达的初衷，而作为
一个学者，他后来的经历，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时代对学术的制约。
刘起（左金右于）在《顾颉刚先生学述》的后记中写到：“在这里我更
怀着沉重的哀思，怀念尹达同志对本书撰成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他从本书
草拟提纲时提出重要意见，到写出全稿，始终给予关注，还准备给本书写序
言，不幸病倒无法执笔。卧病医院我去看他时，还殷殷关注本书及早与学术
界见面，其后又曾托同志转达他关于本书交代出版的拳拳之意”（同上第382
页）。从尹达晚年对顾颉刚的态度中，我们能感到他有忏悔心情，然而也许
是伤害过重，尹顾之间的裂痕已经不好弥补了。据说顾颉刚去世后，曾有遗
嘱，所藏图书绝不捐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尹达在史学界的地位，史家自有公论，我不敢置一言。我只是偶然注
意到了尹达一生的经历，忽然想到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其实，这不仅是尹达
个人的特点，如他有同样经历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或多或少地留有时代的印
迹，尹达的复杂性，也许就在这里。
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
王瑶青年时代就选好了自己要走的路，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又不能
走自己想走的路，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重新选择对青年王瑶来
说肯定是无奈的。1952 年，他在一份自我检讨中曾说：“后来系里在课改中
课程有了变动，古典文学只剩下了三门课，而就有三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
而且资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学的又人少课多，于是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
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
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王瑶文集》第7 卷第499 页，北岳文艺出
版社1993 年版）。1949 年，王瑶是36 岁。王瑶比钱钟书、费孝通等同出清
华的学者虽然小4 岁，但他和他们的区别还不在年龄上，而在社会声望上，
当时的王瑶虽然在学术上已经显示了才华，但他还只是清华中文系的一个专
任讲师。对那些已成名的学者来说，他们转变和重新选择所经历的痛苦，我
认为要相对低于那些已经显示了学术才能但还未有建树的人。王瑶的典型意
义即在于一个人将要以放弃自己整个的教育背景为代价，来重新确立自己的
学术道路，如果不是割断传统，王瑶是会赴美留学的（按清华旧制），时代
的转换使这一切成了王瑶的终身遗憾。
王瑶是清华研究院第12 届毕业的研究生，师从闻一多、朱自清。当时
王瑶32 岁，他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1946 年1
月29 日，闻一多呈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为王瑶初试。初试的范
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
考试人员，当时除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外，还聘请了汤用彤、彭仲铎、
冯友兰、吴晗4 位。
同年4 月4 日，朱自清再函梅、潘两位，正式为王瑶考试（见《清华
大学史料选编》三（上）第112、114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王瑶是经过严
格学术训练的人，以他治中古文学的才能和兴趣，再去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
究，虽是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获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一想到青年王瑶那
么好的学术训练，而做了和这种训练关系并不密切的专业，在王瑶来说，难
道没有遗憾吗？训练一个能治中古文学的专家，比之于训练一个能做现代文
学研究的学者，前者的要求和难度是远大于后者的。在王瑶的同辈朋友中，
许多人还是佩服他的早年学术成果。赵俪生就说过，对他的《中古文学思想》、
《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鄙人则深深拜倒石榴裙下”（《王
瑶先生纪念集》16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王瑶能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卓然有
成，靠的还是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至少他在治学的方法上有看家的
本领。一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也有一些偶然的机缘，
但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的曲折，更多地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对学术自由
的制约。王瑶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