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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胡冯二人的关系。
1931 年，冯友兰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与胡
适的一段学术争论，即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前谁后的问题。胡适认为老子在前，
而冯友兰认为孔子在前。
为此当时学术界曾发生过争论，梁启超也站在冯友兰一边。但在这个
问题上，冯友兰的结论最终没有能说服胡适。1930 年3 月20 日夜，胡适曾
给冯友兰写信，申说自己的看法，其中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
品，自有见地，然你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
旧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 册第38 页）1931 年胡适在给钱
穆的信中还说：“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
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
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同上968 页）尽管论争中的双方谁都未能说服
对方，但学术之争还是平和的，胡冯之间的关系也很正常。胡适和冯友兰的
关系进入40 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变化可能确有当年学术分歧中积下
的怨气，但这时胡冯之间的分歧主要不表现在学术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
当年在学术上和胡适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比如顾颉刚、钱穆等人，但学术
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只有在对冯友兰的关系上，胡适显
得很偏激，这其中肯定夹杂了许多非学术的因素。1943 年12 月12 日，胡
适读到了在贵州印行的由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他的评价是：
“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记》第15 册）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冯友兰。
胡适接着说：“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
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
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同上）1950 年初胡适见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的英文本，他的评价是“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
（《日记》第16 册）可以说，从50 年代以后，胡适对冯友兰的看法就完全
改变了，他已很难平静地看待冯友兰和他的著述，凡提到冯友兰几乎都带有
鄙意，一反胡适固有的宽厚态度。1955 年1 月24 日的日记中说：“写完冯
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要我写此书英
译本《TheDeikBodel》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
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
本弱点。。”（《日记》第17 册）在日记的最后又说“陈寅恪（审查报告—
—笔者注）说得比他清楚。。”这里胡适引了陈寅恪给冯友兰所写审查报告
中的一段话，从语气上说是借陈的话来否定冯友兰。陈寅恪先后给冯友兰《中
国哲学史》上下两卷都写过审查报告，而且评价很高，胡适也许是有成见，
所以评价不够客观。从学术分歧的角度说，胡适对冯友兰的态度是偏激了。
人们也许会说，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为什么对冯友兰这样呢？仔细分析，
可以发现，这种评价中有胡适对冯友兰人格的认识。50 年代末，胡适在给
严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反而平静了，他说：“冯
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书所举僧名，最为无识！”（《长编》第8 册3102 页）
从根本上说，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是随冯友兰的变化而变化的，也
就是说，愈往后评价愈低，而且是愈到后来愈从人格上加以评价。1961 年
胡适和钱思亮聊天，谈到大陆许多朋友的近况，对冯友兰的评价就很苛刻，
他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 次的错，自己
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
地产。1950 年在檀香山买了3 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
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
子的钱。”（《长编》第10 册2556 页）胡适的这些话是和朋友聊天时说的，
只能说表达了一种情绪，并不一定准确，查《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
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0 年冯友兰没出国，他是1948 年2 月由美返
国的，胡适显然是说错了。可见胡适是道听途说，再有说冯友兰想回国做买
卖发财，也太离谱了。公平地说，离开大陆以后，由于冯友兰的一些变化，
使胡适对他的评价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反过来说，80 年代初冯友兰写《三
松堂自序》的时候，说到胡适，评价却很客观，他说：“胡适的这部书，还
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
人。”（该书216－217 页，三联版）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
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
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
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
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
可埋没的。”（同上228 页）
从胡适和冯友兰的相互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学术史上，因偏激
造成的失误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当尽可能在一切问题上都尽量发挥
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见少一点，冯友兰晚年说到胡适时，基本上没有偏
见了。当然，胡适与冯友兰关系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评价失当的责任并
不全在个人身上。
怎样评价傅斯年
1997 年5 月17 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少云先生《关于傅斯年》
一文，对傅斯年多有误解，特提出几点意见，以就教于少云先生。
少云先生文章中说：“抗战胜利后，起初长北大的应是胡适，而傅恐胡
适过于宽厚，碍于人情，对任伪职的旧日友好不好应付，遂自荐做开路先锋，
为胡日后接任铺平道路。”这段话说得含糊，容易给人误解，以为傅斯年是
为胡适着想，才就北大代理校长一职的，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胡适做北大校长一事，前后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原北大校长蒋梦
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按国民政府1934 年修订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之
规定：“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
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 辑第1 编
173 页）这样蒋梦麟就必须辞去北大校长和他兼任的西南联大常委。关于这
一点，当初蒋本人并不自觉，是朱家骅和傅斯年提醒的结果。江泽涵在给胡
适的一封信中说：“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
他手订的大学组织法。”（《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6 页）还有一点是，
蒋梦麟在长北大期间，和教授合作得并不十分愉快，据说其中有他夫人的原
因，另外就是多数教授对他热衷仕途颇不以为然。这可以从收入《胡适来往
书信选》中的傅斯年、钱端升、江泽涵、汤用彤等人的信中看得很清楚。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在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
曾引起很大反响。大家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都给胡适写了信，表达自己对他的信任，可见胡适在知识界的威望。胡适当
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
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
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
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
国内，蒋介石先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
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之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此事傅乐成编《傅斯年
先生年谱》和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均有详细记载。这个
事实的意义在于，当时国内公认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
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
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