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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望于先生者在此，上次写给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祷和期望先
生为国努力以外，更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同上281 页）从吴世昌对胡适的
期望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吴世昌在许多问题上还是认同胡适的，他们之间的
不同处在于一个是热血青年，一个是成熟的中年人，由于年龄和地位不同，
对时局的判断自然也就不同，事后评说，就各自所处的地位看，两代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都是真诚和尽职的。差不多10 年之后，吴世昌对内战发表的
许多见解，比之于当时的青年，就成熟稳健得多，这时青年的言论，正好像
青年吴世昌和中年胡适的那一段冲突了。
40 年代以后，吴世昌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已经活跃在学术界，这一时
期，他重要的活动是和储安平的交往。
吴世昌比储安平大1 岁，抗战期间，他们在湖南国立兰田师范学院相
识，后吴世昌离开湖南到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1945 年储安平在
重庆创办《客观》周刊时，吴世昌是编辑之一，是这一时期撰文较多的一位
作者，而且多数是时论。《客观》共出了17 期，吴世昌写了《反对内战》（2
期）《思想复员论》（3 期）《论政治协商会议》（10 期）《中国青年运动的周
期》（13 期）《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丧失》（16 期）。这些文章充分表达了一个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看法。这一时期，吴世昌不仅在学术上很
活跃，在思想上也显示了自己的锋芒，他关于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许多议
论，在同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我没有见到多少储安平和吴
世昌交往的资料，从施议对所写的关于吴世昌的几篇回忆文章和传略中，也
见不到他们交往的记录，但从吴世昌在《客观》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可以想
见他们之间是来往较多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 年吴世昌前往英国。
《客观》周刊出满12 期以后，储安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准备筹划日后的
《观察》周刊，在走之前，他将《客观》周刊就交给了吴世昌主编，严格地
说，《客观》周刊从第13 期开始，就是吴世昌主编了。当时《客观》周刊设
有“客观”一周的言论专栏，前12 期，由储安平撰写，之后就由吴世昌执
笔了。储安平离开重庆之前，特在《客观》第12 期上发表一则“告别读者”
的声明：“本刊原定在重庆出12 期。政局变化莫测，我们当初还以为不待12
期出完，政治重心或已东移了。现在12 期已出完，而政治局势则正在高速
度发展之中。本刊自不宜就此中断。但编者个人则因计划已定，即将离渝，
本刊编务不能兼顾，因自13 期起，改推吴世昌先生主编，过去12 期的稿费
（副叶及“珊瑚”例由各该编辑发付），早经随时发付。凡是直接寄给我的
信，大都约经亲复。最近10 天内收到的信，也必将于离渝前一一答复。未
用各稿，以及陆续收到的投稿，已交吴世昌先生，由他决定。以后读者投书
投稿，可径寄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吴先生。在过去3 个月中，前辈先进，友
朋读者，都给我不少指示，协助和鼓励，我在此表示无限感谢。”
1946 年9 月，《观察》在上海创刊后，吴世昌也是每期列在封面下的撰
稿人之一，而且在他前往英国之前，给《客观》写了大量专论。1948 年，
储安平主编《观察》丛书，将吴世昌的论文编为一集，以《中国文化与现代
化问题》为书名出版。
从以上吴世昌和储安平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40 年代，吴世昌作
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显得特别活跃。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说
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言论。比如储安平关于自由问题的“多少
有无论”，吴世昌也有同样的看法。
他在长篇论文《论和平问题》（《观察》2 卷16 期）中几乎表达了与储
安平同样的认识，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有很深入的分
析，他认为：“无党无派的人民代表以压倒的多数参加和谈，这些代表必须
是自由主义者，今日国民党的政策虽然聚制了人民许多自由，但我们决不相
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除非
他党内起一种革命。和谈如果成功，则以后的联合政府，也不能使他由现在
的‘三党训政’，变成‘四党一盟训政’。必须由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构
成政府中的过半数。这虽然不合现代政党的常轨，但是中国的政党使国家人
民喘一口气。何况‘三党训政’之类，又能说是什么政党政治的常轨？中国
若不培养自由主义者抬头，政治前途是没有希望的。”40 年代，吴世昌像其
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时局的变化特别关心，也从多方面贡献了自己
的才智，他对当时的民主治、教育政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都有很
深刻的看法。比较40 年代吴世昌的言论和他60 年代的选择，二者之间的矛
盾很令人深思，像吴世昌这样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最终的这种选择，对我
们分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理性判断，很有启发意义。
1948 年1 月应英国牛律大学的聘请，吴世昌到达英国担任牛律大学的
高级讲师兼导师。
据说当年牛津大学也请了钱钟书，可惜钱未能应聘。1948 年吴世昌的
选择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一生都是重要的转折。到达英国后，他对国
内的情况依然非常关心，他长期订阅英文版的新华社电讯，以便了解国内的
情况。以吴世昌40 年代对时局和政党的分析，他的前往英国任教，算是明
智的选择。1962 年，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吴世昌放弃了在英国的优
厚待遇，举家回到祖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二女
儿高中毕业，也考入牛津大学。吴世昌回到国内，先后发表了《回到祖国》、
《回国以后》、《空前强大的祖国》及《我和北京》，他也成了中国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现在我想说的是，以吴世昌过去教育背景和对时局的判断，在他回来
之前，这里发生过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胡
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早已发生过了。对此远在英
国的吴世昌不会一无所知，对于当年自己那么多同事和朋友的遭遇，吴世昌
难道毫无耳闻？几乎同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很清
楚的了解，《胡适的日记》中留下了大量这样的记录。联系这个背景，吴世
昌的选择就有些难以令人理解。不知道吴世昌迈出这一步，是否有什么特殊
的原因，如果没有很具体的原因，那么就只能从强烈的民族情感这方面来理
解了。
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太深了，对于国家的强大和
统一有强烈的愿望，这是几近于宗教的情感，带有殉道的色彩，40 年代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选择几乎都与民族情感有关，比如对国共两
面的评价，对美苏的评价，总是因了民族情感的过于强烈而在理性判断上有
所偏差。想想40 年代吴世昌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终的选择，真
令人感慨万千。
回到祖国4 年后，“文革”开始，“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
触灵魂，备受艰辛，他的大女儿因经受不了运动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医
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施议对《吴世昌传略》）吴世昌虽
然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但自己不后悔不等于这种选择就合情合理。吴世
昌、储安平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多么深刻而又充满智慧的一群，然而又是多么
天真的一群，他们共同的命运，让后人困惑，但也促人深省。
晚年吴世昌曾担任过人大常委，施议对说：“我在奉和其70 岁生日时，
曾特意提及‘金印大如斗’一事，而先生则说：‘此事不说也罢了。’所谓‘人
大，人大，听起来很大。其实也没啥，就是一堆老头子吵架。’先生当亦颇
有些难言之苦衷。”（《博士之家》第75 页）
1986 年8 月31 日，由于医生误诊，吴世昌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
78 岁，他留下了许多学术遗产，也把自己选择的困惑留给了我们。。
令人困惑的梁思成
经常有人说到梁思成，但多数是说作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