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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触到了有关费孝通先生的材料。
我先说几句学术界对《观察》周刊的评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
民国史》中说：“主要的中文时事评论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由
于该刊可靠的军事联系，也被认为是这个时期有关战争发展的少数可利用的
资料来源之一。”汪荣祖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更具自由主义色彩
的是储安平的《观察》集团”。“储安平及其《观察》尤为自由派批评的重镇，
比之当年的《新月》，批评更为广泛，更为尖锐，自由主义的旗帜也更鲜明，
又是一场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
余英时对《观察》的评价更高：“当时对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刊物大概
要算《观察》杂志。《观察》的基本立场是西方自由主义，大体上可以看作
五四主流思潮的延续。这四五年，部分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得太快，青年一代
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观察》的温和稳健立场，包
括其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未能缓和激进化的历程。不过《观察》所揭
橥的民主、自由、宪法等观念还是为日后知识分子留下了思想的种子”（《钱
穆与中国文化》）。
由于储安平1957 年的遭遇，《观察》也极少为人提起。在储安平同时
代的朋友中，很少有人为他专门写回忆文章，我印象中80 年代只有他的学
生张啸虎在《读书》上写过一篇。90 年代中期，经我手在山西的《黄河》
杂志上发表了冯英子的《回忆储安平先生》和王火的《回忆储安平教授》两
文，算是集中的怀念文字。费孝通先生没有专门写过怀念储安平的文章，但
他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对当年《观察》周刊的深情，也多次流露了对亡友储
安平的怀念，我就是在这些片断的回忆中，走进晚年费孝通先生的另一世界
的。
我感到他还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在内心深处，他对自由主义理想依然
保持着深深的眷恋，在许多属于个人的散文随感中，随处可见他的这种情感。
在《怀〈文汇报〉女将》一文中，他说：“当时知识分子喜读的《观察》，一
度以《南京通讯》而畅销海外。”在《我和〈新观察〉》中，他对《观察》有
很高的评价：“《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
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议论需要讲台和刊物。《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
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
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
申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说是
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我们之间的文字因缘就这样结了下来。”
他在1987 年为《山水·人物》所写的自序中，非常明确地说：这本书的出
版“算是我对一位老朋友的纪念。他是解放前创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先
生”。他在文章的最后借回忆自己少年时期的一篇文章，发出如下感慨；“我
并不想附会说，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预兆：空留缎带在人间。我不明
白一个14 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又何其适合于用来纪念我死得不明
不白的亡友储安平呢？”
怀念储安平，怀念《观察》，或许可以说是怀念自己青壮年时期的理想。
费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好的中西文化背景，自然也有很强的自由民主
观念。但岁月无情，历史难测，1957 年不仅埋葬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肉体，
而且将崇高的信念也埋藏进幸存者的内心世界了。费孝通先生晚年已不愿多
谈这些，但从他的散文，或者专业论文中，我们又时时能感受这种信念的强
烈。他在《八十自语》中说自己晚年的选择“志在富民”，但“‘志在富民’
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富了怎么办的问题。我是看到这个问题的，但是究竟已
跨过了老年界线，留着这问题给后来者去多考虑考虑，作出较好的答案吧。”
这是一个历经坎坷的知识分子对未来含蓄的期望，我们能感受到支持这种期
望的信念是他年轻时的理想，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收在《逝者如斯》中的《红场小记》、《孔林片思》、
《〈史记〉的书生私见》是90 年代以后费孝通先生的少数几篇随感，但从中
却透露出费孝通先生的晚年心境，他在后记中说：“我写下这些感受并不是
想叫后代望而生羡，而是盼望这样的时代，不会一去不返。应当相信更好的
时代是在今后。让我再强调一句，我的大学时代，甚至其后在十分艰苦的抗
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
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我希望我这本集中多少能传达一些当时那种使人神
往的气氛。”这本《逝者如斯》，用费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自传的副本”，我
的感觉是晚年费孝通在精神上还生活在他过去的时代里，这是让今日年轻人
羡慕的，他曾有过值得留恋的东西，而我们呢？
寂寞钱端升
说寂寞钱端升，或许有些不确切。作为政治学著名学者，钱先生1949
年以后在他同时代的人中，遭遇并不是最惨的。他是许多届的政协委员，还
做过北京市政协的副主席。
虽然他没有逃过1957 年的厄运，但在同时代朋友中，还算是较为平静
的。说他寂寞，不是指这些俗世的浮名，而是说内心。我读过一点钱先生早
年的文章，尤其是他在40 年代写的许多东西，感到那是一个充满朝气，思
维活跃，见识不凡的学者在说自己的话。钱先生后半生几乎没有什么著作，
文章也极少，这些或许说明不了什么，但他内心装着的寂寞却在岁月的流逝
中越来越满。
钱先生1900 年出生，19 岁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1924 年
获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25 岁就做了清华大学的教授。钱先生的专业
是政治学。1934 年钱先生还在天津的《益世报》接替罗隆基做过一段时间
的主笔，是很能写文章的。1991 年北京师范学院出版了《钱端升学术论著
自选集》，书尾附一份12 页的钱先生主要著作目录表，1949 年以后的东西
不到半页，其中只有80 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政治学与政治科学》。作为世纪
的同龄人，钱先生在他的后半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想来他是寂寞的。
他在一篇自述中说过：“至于我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走过了曲折的道
路，功过是非如何，窃以为还是留待来者评说为好。”似乎有沉痛的东西在
其中。汪子嵩先生在《政治学家的天真》一文中说他“从现实政治角度看，
他的许多见解不免天真，但从高瞻远瞩的政治科学的角度看，我想，钱先生
给我们留下了一项很有精神价值的财富”。汪先生的话虽然委婉，当是的论。
其实这正是钱先生作为政治学家的价值所在，他要是不“天真”，就是政治
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了。政治家是讲现实的，而政治学家则必须“天真”，
不然谁给我们许多理想呢？钱先生30 岁的时候写过《法国的政治组织》，34
岁写了《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40 岁时主编了《民国政制史》，他
要不“天真”早干别的去了。钱先生说他这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也以教
书为主。但我一直是关心国内外政治的。我尝写过不少政治性的文章。。也
参与了一些政治性会议”。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
去美、法、英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援助，虽是书生，但在危难之际，也
有一腔热血。张忠绂在《迷惘集》中回忆说：“到了美国，适之要端升和我
每月拿九百元的薪金作为国内家中用度，此外个人在美费用实报实销不用记
帐。
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端升和我也都谢绝领月薪。”那时这些读书人也
真是“天真”。
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钱先生
致胡适的信，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先生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大
继周炳琳做法学院院长，蒋说这样很好。“但自蒋处出来时，布雷大感其窘，
盖布雷曾受人之托，欲另为我设法者也。”陈布雷何许人也，弄个官当不难，
但钱先生还是想回学校教书。在另一封给胡适的信中就说：“弟既蓄志教书，
自不能不想法求工作、以求有前进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