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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生先生的书，又见到费孝通先生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在一次追思楚图南
的会上，费孝通说：“我们上一辈人，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那么一股劲，
不去想个人荣辱和得失，脚踏实地，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做事情，始终都是
一个样子。现在，这股劲不大看得到了。，应该把这一套接下去。”
1995 年9 月，在南京师范大学，费孝通又说：“教育是干什么的，我们
民盟讨论过多次，大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人民的素质。可是，素
质又是什么呢？不能空讲，要有具体内容，我说主要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
所以，教育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做人的道理和规则。现在似乎不大讲这
个了，怎么做人不讲了，光教你怎样做一个工程师，怎样操作电脑，怎样考
高分，教育变成一个很狭隘的东西了。比起来，我们上一代人倒清楚一点，
抗战时期，都懂得爱国，当个正派人，这是做人的根本。没有了根本，怎么
去做人做事呢。。”为什么上代人知道教育的真诗而后来的人不懂了？因为
文化精神不同了。1943 年张清常先生给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小写过一首校
歌，歌词是这样的：
在这里四季如春，
在这里有爱没有恨。
我们要活泼精神，
守秩序，相敬相亲。
我们读书要认真，
知识要多，头脑要清新。
能独立判断，能俭能勤，
发奋努力，好好的做个人。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唱着这样的校歌长大，大概能做一个好人。因为
能产生这样的校歌的环境，是由许多文化因素构成的，就说这首简单的校歌，
后人就不一定能写得出，不是文人学者笨了，而是不兴这个了，所以人们才
常常怀旧。
钱钟书与西南联大
最近有些文章说到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情况，不是很确切。钱钟书在
西南联大的经历是很能见出他的个性的。我在收集西南联大的资料时，见过
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钱钟书1937 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
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 年，他将要回国时，许多地方想聘他，最后，
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
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黄延复在《钱钟书在清华》一文中抄出当时冯友兰
给梅贻琦的一封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 月
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
拟请其于11 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
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
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
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
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清华校友通讯》第18 朗193 页）蔡仲
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也记载了此事：“致函梅贻琦，说明已商妥请
钱钟书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当时请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
了冯友兰之外，还有钱钟书过去的老师吴宓。
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不很愉快的，他后来在小说《围城》中描
写的人物、事件以及他的评价，与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我曾问
过当年在联大读书的几个人，他们说，联大的许多人不喜欢这部小说。钱钟
书在西南联大只呆了半年就离开了。
1939 年暑假，他去上海探亲，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园立师
范学院任教，想让钱钟书也往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当时蓝
田师范院院长廖茂如还亲往沪上劝驾，这才有钱钟书舍联大而取蓝田师院的
选择。
关于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
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如他曾说过：“西南联大的外文
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爱默：《钱钟书传稿》）
这些都是传闻，姑妄听之。但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他的苦衷。钱钟
书离开联大，属不辞而别，这在当时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但梅贻琦爱
才心切、并未计较，仍驰电挽留，这位钱钟书十分惭愧。
他曾为此给梅贻琦写信道歉，说自己“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给梅
贻琦写信时，钱钟书还给当时联大的秘书长沈履一信（钱与沈是襟亲），信
中说到自己不辞而别时有这样的话：“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
小人，此中隐情不堪为外人道。”（《清华校友通讯》第18 期）可见钱钟书离
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人事方面的原因。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倍》中抄了吴
宓当年的日记。说：“父亲与寅恪伯父都认为钱钟书‘人才难得’。1939 年
秋，钱辞职别就，父亲读了李赋宁君所记钱钟书的
ContemporaryNovelRenaissanceLiterature 等讲义甚为佩服，而更加惋惜
君之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1940 年春，父亲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
不聘钱钟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妄妇之道也’。
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
町畦，不重人才’。
又怨公超、福田先生进言于梅校长，对钱等不满。”据吴宓日记记载，
他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1940 年11
月4 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席间吴宓提议请钱钟书回联大任教，“忌之者
明示反对，但卒通过。父亲与寅恪伯父稍感宽慰，但钱君已不复返回”。如
果说钱钟书说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话确有其事，那他真正得罪了的恐怕是叶公
超和陈福田。吴宓也是挨骂的，但吴没把钱的话当回事，仍力主他回联大教
书。
钱钟书在联大教书不到30 岁，正是年盛的时候，钱先生才华过人，又
生性刻薄，难免出语伤人，在西南联大呆不下去也是极自然的，好在当时的
教授是自由流动的，些处不留自有留处，并没能压制了钱先生的才华和个性，
后来钱先生的刻薄大概是收敛了，不然他怎么平安生活下来呢？
反认故乡是他乡
这一两年的文坛，就像《红楼梦》里的那两句话，乱哄方哄你唱罢我
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稍有不同的是，许多问题的提出，讨论的口吻，思
维的路向，不是将他乡认为故乡，而是倒过来，反认故乡是他乡。
稍有历史感的人知道，今天读书人说话和想问题的方式和过去不同，
这个过去，恐不是10 年，20 年，而是更早些。那时的读书人，要么不说话，
要说就说自己想说的话，除少数另有图谋的人外，多数读书人是从当下自己
的处境出发说话的，无论说出的话是左还是右，几十年之后，人们再听到，
还是以为那是真话。比如，有一个过去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就是今天大家都
知道的张岱年的哥哥张申府。这个人就很有意思，1948 年，他在上海储安
平的《观察》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和平》，结果被民盟开除了，一直
在北京图书馆坐冷板凳。他过去是清华的教授，是朱德、周恩来的入党介绍
人。他在那篇文章中说了两句话，是批评当时读书人的，说他们现在是“左
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而他是凭自己的感受说话的，不管当时
战与和对谁有利，他觉得打下去对国家不好，对人民不好所以他要呼吁和平。
这大体是旧读书人说话的基本态度。想想过去，看看今天，我们许多人说话
的态度就很让人奇怪，他们说出来的问题，细细想来，多数是假问题，他们
津津乐道，其实是忘了自己说话的处境，忘了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说话
的。
有一种议论，说现在知识分子产生了分化，理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使那些主张人文精神的念书人很尴尬，而使那些玩的就是心跳的人如鱼得
水。市场经济曾经是那些人文知识分子呼喊而来的，现在他们又大叫狼来了。
说这话的人，也是念书人。我就想问一句，且不说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不是人文知识分子喊来的，就算这个已经到来的市场经济有他们的功劳，
那这个东西和他们想要的也有很大区别。人文知识分子现在担心的不是自己
的一点利益，而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是